王旭明扮演某部委新闻发言人，奥运会组委会新闻发言人王伟扮演记者，正在演练当中，突然大厅里的门被推开了，两个自称刚从教育部赶过来的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把镜头对准了王旭明
从１９８２年钱其琛首次以新闻发言人身份面对媒体至今，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已走过２５年，基本建立了一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务院各部委、地方省市（含省会市）的三级新闻发言人制度。
国家主席办公室发言人的任务，可以参照美国白宫发言人的工作设计。１．出席国家主席召集的会议；２．出席政治局会议；３．实时跟踪全球新闻动态；４．向国家主席通报重要新闻；５．建议国家主席作出何种反应；６．安排国家主席公开活动日程；７．起草国家主席公开发言和演讲稿；８．策划和举行国家主席的新闻发布会；９．接受媒体的采访和专访；１０．策划安排国家主席接受采访；１１．在主席接受采访前彩排；１２．评估媒体的报道和反应。
——新闻发言人培训班课程设计者之一、清华大学教授李希光在课堂上公开建议：党和国家领导人应设立发言人制度
《南方周末》记者 张英 实习生 朱晴依 发自北京
２００４年４月，联合国亚太经社会第６０届会议，李肇星在帮钱其琛检查话筒。１９８２年，钱其琛主持了外交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李肇星担任英语翻译。
亮相：外宣部门的事
“外交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是一次没有座位的新闻发布会。那是（１９８２年）３月２６日，地点在当时外交部主楼门厅处。当时没有专门进行新闻发布的场地，七八十位中外记者受邀出席，大家就站在我周围。当时担任英语翻译的是现任外长李肇星。”
多年以后，钱其琛在他的回忆录《外交十记》里开篇就写到这场由他主持的新闻发布会。起因是３月２４日，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发表长篇讲话，建议两国政府磋商，采取措施改善中苏关系。
外交部很快接到邓小平的电话，要立即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做出反应。当时，中苏两国正处于严重的政治对抗局面。
“那时，外交部还没有正式的新闻发布会制度。我们正在考虑设立新闻发言人，此事便成了立刻建立发言人制度的契机。”３月２６日，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以外交部首位新闻发言人身份登台亮相。这场后来被称为新中国第一次由新闻发言人主持的会议，时间还不到５分钟，没有安排记者提问，新闻发言人也不回答任何问题。但它成为了次日全球媒介关注的焦点。
两个月后，钱其琛升任外交部副部长，负责苏联、东欧事务。齐怀远继任新闻司司长，也成为正式的外交部第一任新闻发言人。新闻发布会地点移到了国际俱乐部，记者可以坐下来。再后来，外交部有了自己的新闻发布厅。
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前主任赵启正回忆，推动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的是国务院新闻办的前身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这个小组在１９８２年起草了一个《关于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请示》。直接出发点是为了给我国的对外开放服务，让全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经中央书记处批示同意后，中宣部、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于１９８３年２月联合下发了《关于实施〈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和加强对外国记者工作的意见》。１９８３年１１月，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制定并下发了《新闻发言人工作暂行条例》。
这个条例被大多数部委认为只是对外宣传部门的事，主要是为国外的新闻媒体服务。因此，当时只有外交部、国家统计局、国务院对台办等几个部委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对外召开新闻发布会。
转折：ＳＡＲＳ推进发言人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王国庆认为：“２００３年是我国新闻发布工作中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一年。”
ＳＡＲＳ之前，对国新办的新闻发布，有的部委不配合，遇到地方突发事件，信息渠道也不畅。为掌握真实的消息，准备回答媒介的提问，国新办的工作人员以国务院新闻办或中央外宣办的名义打电话、发电报到事发省的宣传部，了解、催要有关情况，遭遇到的却是和前去采访的媒介一样的防范。
为了改变在突发事件对外报道上的被动局面，２００２年８月，国务院新闻办在江西召开了涉外新闻单位和部分省市外宣办负责人会议，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完整的政府信息发布体系，保证政府所属部门之间的信息畅通无阻。
“我发现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难度太大。发生ＳＡＲＳ疫情之前，推动这项工作的难度太大了——有时候为了把一位部长请出来，赵启正同志也亲自打电话。”王国庆感叹说。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２日，一名危重病人从广东河源转入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他的症状十分奇怪：持续高烧、干咳，传染性极强。救治过该病人的河源一家医院就有８名医务人员感染发病。
一个多月之后，ＳＡＲＳ发病情况进入高峰，小道消息广为传播，老百姓开始抢购白醋、板蓝根，囤积食盐、粮油等生活必需品。但在新闻媒体上却看不到任何报道。
直到２００３年２月１０日，《羊城晚报》上出现了第一篇有关ＳＡＲＳ的报道，来源于广东省新闻办发布的新闻通稿。在第二天广州市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官方确认广东有ＳＡＲＳ病例３０５例，认为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这个消息被新华社当天转播后，广东媒体才开始活跃起来，进行跟踪报道。
“广州的这个新闻发布会有很多缺陷，你告诉了事件的发生，却没有公布ＳＡＲＳ有关疫情的相关资料，这个病的传染途径、发病特征、如何治疗、政府采取的具体措施、解决办法等情况都没有告知社会。”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史安斌说。
３月２７日，广东和北京被世界卫生组织确定为疫区，但这个消息却并没有见诸中国的媒体。一直到４月３日，张文康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记者会上仍声称“中国是安全的”。
４月１０日，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继续了张文康的乐观说法。１２日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在会见北京国际公路接力赛部分参赛国代表时说，北京收治的第一名ＳＡＲＳ患者已经痊愈，ＳＡＲＳ在北京已得到控制，可疑病例正在减少。４月２０日，中央宣布撤消张文康、孟学农的行政职务，ＳＡＲＳ的信息才全部被公开，媒体才开始报道真相。
“因为ＳＡＲＳ封锁信息，政府形象、声誉都受到严重的影响，国民经济也遭受到巨大的损失。但这也让政府意识到政务信息公开的必要性。从那以后，政府开始全面推广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修改保密法，制定信息公开条例。”史安斌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