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决香港问题的整个过程中，小平同志在每一阶段的关键时刻，都针对关键问题作出了关键性的指示。没有小平同志，有些问题不会解决得那么快那么好
说起香港回归，曾担任中英谈判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并代表中方草签《中英联合声明》的周南，不时提到一代伟人邓小平的名字。他深有感触地说：“没有小平同志，有些问题不会解决得那么快那么好。”
周南表示，中英双方为什么能对香港回归达成协议？首先，是因为我们国家是一个有
周南说，1979年3月，英国派了当时的港督麦理浩到北京来摸底，想延长对新界的租借。小平同志觉察到了英国的意图，明确表示了中国要收回整个香港的决心。此后，中国政府就把解决香港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1982年9月16日，小平同志又在一次谈话中对解决香港问题的总方案拍了板。概括地说，当时中方确定的谈判方针是：必须在1997年全部收回香港地区和在不损害国家主权的前提下，保留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小平同志还说，如果这中间发生大的风波，我们对收回香港的方式和时间，不得不作新的考虑。
那次谈话，是在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首次访华的一个星期之前进行的，目的就是要告诉她，香港一定要收回，不要抱其他幻想。一切文章都要在收回香港，设立特别行政区这个大框子里来做。周南认为，小平同志确定的这个基调，可以说是击中了英国人的要害。起初，英国方面是不想把香港交还中国的。当时，刚刚与阿根廷打赢了马岛（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的撒切尔夫人，正值心高气盛，她甚至考虑过用军事手段来抗拒中国收回香港；如果永久占有行不通，她还想拉上美国和联合国搞国际干预或国际共管；这也不行，就通过“民主”的方式来策动香港“独立”，使香港成为第二个新加坡；如果还是不行，那就以主权换治权，在名义上把主权还给中国，但香港还是由英国人继续统治。总之一句话，就是香港不能脱离英国的手掌心。因此，撒切尔夫人一见到小平同志就以威胁的口气说：要保持香港的繁荣，必须由英国来管治。如果中国宣布收回香港，就会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和后果。殊不知，你“铁娘子”厉害，我们的“钢铁公司”（毛泽东送给邓小平的一个绰号）更厉害。小平同志当即以强硬口气回应道：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不迟于一两年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小平同志指出，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管辖之下，实行适合香港的政策。这并不是必须在英国管辖下才能实现。即使就像夫人说的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也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小平同志还义正词严地表示，过渡期内最担心的是出现很大的混乱，可能制造混乱的主要是英国人。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中国政府将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
小平同志的这番讲话，一下子打掉了撒切尔夫人的气焰，以至于她在走下人民大会堂东大门台阶时还摔了一跤。不过，坐到谈判桌前的英国人并非那么心甘情愿，总是在制造障碍。周南透露，当双方为中央在香港驻军问题而一直争论不休时，小平同志发火了，他在公开接见香港各界人士时表示：为什么中国不能在香港驻军？英国可以驻军，我们恢复了主权反而不能在自己的领土上驻军，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驻军起码是主权的象征吧，连这点权利都没有，那还叫什么恢复主权哪？必须要驻军！小平同志
周南说，小平同志又一次震怒，是在末代港督彭定康抛出他的“三违反”方案之后。当时，国内有人提出各让一步的主张，小平同志语气严厉地表示，“香港问题就是一句话，对英国人一点也软不得”；“在主权问题上一分一毫都不能让步，更不能说一寸”；“如果他们一意孤行，我们就要另起炉灶”；“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包括军事方面的准备工作”。正由于我们坚决贯彻了小平同志的指示，才保证了香港的顺利回归。除此之外，小平同志还不止一次地公开指出，香港还存在着来自其内部和外部的不安定因素，要人们加以警惕和认真对待。对照十年来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我们不能不惊叹他老人家的远见卓识。
香港问题进行了22轮谈判，历时两年，其中的核心问题是国家主权问题。
在涉及主权问题上，我们没做任何让步，让的是非原则性的、不关系到主权的问题
以小平同志与撒切尔夫人的第一次会谈为标志，香港问题谈判随即正式开始。当时，周南虽已参与了香港事务，但在前7轮谈判时并没有正式参加中国代表团。他的工作是在幕后，主要进行谈判策略的研究，以及同英国驻华大使、英方代表团团长柯利达进行私下的接触和磋商。
谈判一开始就陷入僵局。围绕议程中是否应该出现“主权移交”的字样，双方互不相让，时间过了六七个月，还一直僵在那里，实质性会谈的日期迟迟确定不了。作为
那是1983年7月的一天，柯利达约请周南共进午餐。席间，柯利达说，中方在议程中提出了“香港主权移交”的问题（英文是the transfer of sovereignty）。他们认为，在双方还没开始实质性谈判的时候，就用这种表达方式，等于说英方已经承认了主权必须移交。因此，他建议把冠词“the”改成“a”。周南当时想，
第二阶段的谈判虽说开始了，但进程依然异常缓慢，英方还是想千方百计挑战中国对香港的主权。他们打出了两张牌，一是“民意”，一是“经济”。周南说，所谓的“民意”，实际上就是英方的“官意”，是他们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制造出来的。我们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并动员舆论及时进行了反击。英国人一看这招不管用，又亮出了“经济牌”，有意制造恐慌。结果出现了个黑色星期六（1983年9月24日），股市大动荡，港元大贬值。英国人自以为盘算得很清楚：中国要搞现代化，就离不开香港的繁荣；而要保持香港的繁荣，就离不开英国的管治。但我们不为所动。为什么？因为香港能够有今天这样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因素，而不是由谁在那里统治。
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香港不要说比不上上海了，比广州也不如，后来，浙江、广东和福建一带的人前去投资，才带动了香港经济的发展。但它的真正腾飞还是在内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内地承接了香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极大地拓宽了香港的发展空间；与此同时，香港对内地的转口贸易也骤然增加，这不仅为香港直接创造了很高的利润，而且还直接刺激了香港金融业、航运业和服务业的发展。英国人从中谋取了非常大的利益，仅投资这一项，当时他们每年就可以从香港拿走1000亿港元。英国人打“经济牌”，只能是玩火烧身，慌了手脚的最终还是他们自己。
1984年1月，在第二阶段谈判进行到第8轮的时候，周南接替姚广出任中方代表团团长，直接从幕后走到了前台。此前，英方已有承诺，不会再去挑战中国的主权。但事实上，这只是一句空话。他们的所做所为，依然是想在1997年后插手香港行政管治和在最大限度上使未来的香港成为独立的“
周南说：“我马上就批驳他们，提这个是何居心？我知道，你们只有在英联邦成员国首都才设立高级专员公署，你们能举出在非英联邦国家的外交代表叫专员或高级专员的例子吗？更何况香港未来只不过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又不是一个独立国家的首都。中国的首都在北京，不在香港。你们是不是想把未来的香港特区变成准英联邦成员国，或者是英联邦成员国？”
听了周南的话，与周南同时接任英方代表团团长的伊文思愣住了。紧急商量之后，英方作出答复，说他们有一些国家也有商务专员。但周南进一步揭露说：你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商务专员是商务处的商务专员，而商务处是大使馆下面的一个单位，跟高级专员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你这样糊弄我们不行。
在周南的穷追猛打之下，伊文思没了招数，只好同意在香港设总领馆。周南表示，英方代表就是这样步步为营，只要有空子他就想钻。你不给他一些压力，他是不会轻易接受你的条件的。像在中英联合机构有无必要成立以及成立后何时进入香港的问题，英方一开始也是抵触得很，无论怎么谈就是谈不拢。最后，我们就根据小平同志“进驻是必须的，名称可以改变，进驻时间早晚也可以松动。晚两年进驻和晚两年撤销也无所谓”的指示，向英方摊了牌，说这是中国最后的方案，并且要求他们必须在二三天内给予解决，否则将由他们承担谈判失败的后果。这下他们才猛烈惊醒，开始严肃对待这个问题，并最终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时间达成了协议。
这个问题一解决，香港回归谈判也就“轻舟已过万重山”，剩下的那些小的具体问题随即一一解决。1984年9月，周南与伊文思草签了中英《联合声明》。谈判从开始到结束，正好两年，与小平同志当初提出的期限完全一致。而在中英《联合声明》草签之前，周南也被中央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
有人说，我在香港那几年的工作，是在“风口浪尖”上过日子。此话不假。但“搏浪方知沧海阔”，我们终于还是排除了各种干扰，保证了香港的顺利回归接下来的几年，周南又以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参与了中葡澳门问题谈判，随后又参与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这期间，中方也与英方进行了不少斗争。1990年4月，《基本法》在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获得通过。而在这年的2月，周南也离开外交部，就任新华社香港分社（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的前身）社长一职。
周南说，在开始的一个阶段，中英合作应该说基本上还是好的，虽然也有摩擦的时候。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从1990年代初特别是1992年彭定康就任末代港督开始，中英关系发生了明显变化。英国在香港问题上从合作为主变为对抗为主。
周南履新恰巧就在这个时候。外界因此也颇多猜测。有媒体说：周南在出任谈判代表团团长时，就以硬朗的作风对英方谈判对手屡施下马威，过渡期内，同英国人交手，需要一名能压得住英国对手的外交家，保证香港在过渡期内不会出事，保证中国不会坠入英国人撤退时设下的陷阱；还有媒体说：周南是强硬派，是来监管英国人，不让他们在过渡期内捣乱的。对于外界的评论，周南坦然接受，他说：“强硬派就强硬派吧，这总比在外部强大压力下搞投降妥协好嘛。”
周南说：“中英关系围绕香港而出现的变化，根本原因就在于英国错误估计了中国形势。我看了他们英国议会外交委员会的一个内部文件，上面公开讲，说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现行政府能否维持到1997年，是很成问题的，因此，英国的对华政策应有高度的‘灵活性’。说白了，就是要改变原来的协议，使香港继续留在他们手里。”
周南说，彭定康就是英国在香港政策的具体执行者。他单方面抛出所谓的“政改方案”，其目的以“还政于民”为名，行“以华制华”之实。企图在香港回归中国之后，还能延续英国在香港的管治。说起来，这样的招数并不新鲜。早在1947年，当英国看到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可能冲击到它在香港的殖民统治时，就和美国官方共同谋划怎么打“民意牌”，并由当时的港督杨慕琦（Mark Young）提出了一个“政改方案”，包括组成一个部分华人参加的所谓的“市议会”和“改变立法局成份”，美其名曰“还政于民”，期望用“以华制华”的手段，来阻挠香港回归中国的目的。后来，他们看到新中国没有在短期内解决香港问题的打算，就又缩回去，把“政改方案”束之高阁，重新回到总督一人专政的体制。在眼看就要撤出香港的时候，英国人再玩这一手，其目的不是昭然若揭吗？这样的阴谋，我们当然不能接受。但英方不讲信誉，我们要讲信誉；英方不讲原则，我们要讲原则；英方不守协议，我们要守协议。为此，中英双方进行了17轮会谈，我们原想通过会谈达成谅解，哪怕我们做点让步。结果不行，你越让，他的要价越高，很小的问题他们都一定要坚持，例如取消区议会委任的议席问题，最后还向中方发出最后通牒，说他们就这样决定了，你接受也罢，不接受也罢，这个问题没有必要再讨论下去了。17轮会谈就这样由于英方的破坏而破裂了。这样一来，原有的“直通车”安排就没办法实现了。怎么办呢？为避免香港特别行政区在成立初期出现法律真空，确保香港的平稳过渡，我们不得不按照小平同志的指示来个“另起炉灶”了。
周南还谈到了他与彭定康的一次正面交锋。那是在1993年香港大屿山天坛大佛开光典礼活动中，彭定康先是面对在场记者肆意攻击中国政府，并为他所推行的“三违反”政改方案进行诡辩。尔后又在见到周南的时候，主动伸出手来表示“友好”。周南却没领彭定康的情，以佛家的双手合十来代替握手。当记者要求周南对彭定康的讲话作出评论时，周南就结合当时情景说：“谁搞‘三违反’定会‘苦海无边’，罪过罪过；谁搞‘三符合’自是‘功德无量’，善哉善哉。”
有人把香港回归的历程形容为“一波三折”，过渡期是在动荡中度过的，其中充满了尖锐复杂的斗争。也有人说，周南在人称“险地”的香港这几年的工作，身处第一线，是在“风口浪尖”上过日子啊。周南坦言：“此话不假。那些年，香港反华
周南说：“回归前夕，李嘉诚曾跟我讲，7年前你刚来时，如果你讲在1997年香港一定能够平稳过渡，可以说那个时候没有几个人会相信的。现在如果说不能平稳过渡，也没有几个人会相信的。形势发生这样的变化，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看好香港的未来，看好中国的未来，对中央政府投了信任票。”
周南指出，香港回归十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一国两制”不但是可行的，而且是行之有效的。
周南：走到哪里我都是山东人
□ 本报记者 杨国胜
“我也是山东人！不用客气，请坐！请坐！”6月6日下午，当记者如约来到周南家的时候，首先就听到了周老这爽朗的笑语。
尽管已经年届八十，当天上午还刚刚参加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十周年座谈会，但看起来周老身体硬朗，精神矍铄。一只黑嘴巴的小狗，从周老一进客厅就紧贴在他的脚边，随后又随着周老趴在了沙发上。周老顺手抚摸着小狗的皮毛，向记者打开了话匣子。
走到哪里我都是山东人
“我虽然没有出生在山东，也不会讲山东话，甚至第一次到山东的时候，还是在1986年，但每次填籍贯我写的都是山东曲阜。我们全家人一向也都是这么写的。”说起山东，周老的自豪感溢于言表。
周老其实并不姓周，而是姓高，原名叫高庆琏，因为琏与琳读音相近，初中时家里人又给他改名高庆琮。1946年，当时正在燕京大学
“我们家，是在祖父那一辈，因为闹饥荒才逃到东北去的，最先落脚是在辽宁，时间大概是在清末。就像《红旗谱》里的朱老忠一个样子。”周老说，以前那么多年，他其实很早就想回老家看一看的，但年轻的时候上学、闹革命，工作后又长期在国外工作，一直都没能找到合适的时间。
986年，周老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与葡萄牙政府进行澳门问题谈判。为了缓解谈判的紧张情绪，当时，每谈一轮，周老就领着葡萄牙人到中国的一个地方转一转，一边旅游，一边顺便通过私下接触就一些问题进行磋商。借这个机会，周老才第一次踏上了故乡的土地。
“当时，我领着葡萄牙人上了泰山，看了曲阜。对于故乡深厚的文化底蕴，我虽然早就知晓，但在亲眼目睹之后，依然颇感震撼。”周老随即报出了一大串山东历史上的文化名人：孔夫子、孟夫子、王羲之、王渔洋、蒲松龄、郑板桥。
周老说，中国最早的史书《春秋》，写的就是鲁史；中国最早的外交家晏子，则是齐国人。因此，自古以来，齐鲁大地就是文化之邦、礼仪之乡。
每次看山东每次都不同
由于是带着任务，周老第一次来山东只有短短几天，可以说是走马观花。1991年，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周老，终于有机会对山东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考察，他从济南往东，沿着淄博、潍坊、青岛这条线走了一遍，随后又去了烟台和威海。 “当时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山东的基本
1997年7月6日，在香港顺利回归祖国怀抱还没几天，早已被查出患病在身的周老就返回北京，住进医院做了个大手术。随后几年，周老由于身体不适，很少外出。但随着身体的复原，周老来山东的次数也逐渐多了起来。2000年以后，他每年都会来山东住上两个星期。
“每次到山东，都会感觉到山东的变化很大。真是一年一个样。”周老说，山东沿海地区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起步早，发展快，但他们并不只是自己发达了，还在向内陆腹地辐射，这个政策是很对头的，也是有
另外，周老还认为，山东这些年在倡导科学发展方面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第一次去淄博的时候，看到那里的烟囱比较多，感觉有些脏。当时，我就对当地的领导说，这样好是好，工业发达了，但长远看，将会产生污染问题。这些年再去看，环境已经有了比较大的变化。而且，我也从其他一些渠道了解到，山东对于环境污染的治理不仅喊得响，一直也抓得比较紧。这应该说是一条良性发展的道路。”
周老在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期间，在融资、干部培训等方面都对山东给予过很大帮助。“为家乡做点事，那是应该的，只是我做的还太少了。那个时候，省里还给过我一个‘顾问’的头衔，但我顾得不多问得也不多，想起来有点惭愧呀。”周老说。
干工作最怕的就是内耗
“我刚去香港工作的时候，有人就跟我讲，这下够你累的了，过渡期有那么事，另外还不定有什么难以预料的事情发生，再加上那个彭定康铁了心要进行捣乱，可能很难再像在外交部的时候，有那么多的时间去读书了。但我觉得那几年，书还是没怎么少读，香港最后也照样顺利回归了。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大家都把心思用在了工作上，自己内部没有什么斗争。”顿了一下之后，周老加重语气说，“干工作，最怕的就是内耗。如果自己人成天斗来斗去，还怎么会有精力用在工作上？不用别人来搞你，你自己就会先倒下了。”
周老坦言，刚去香港的时候，自身的压力也是很大的。“但我们那个班子很团结，所有工作人员也都有着非常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你想呀，鸦片战争之后，我们国家遭受了多少耻辱，又是割地，又是赔款。收回香港，是我们第一次把别人抢去的东西又拿回来。能参与这样一件事，那是很大的光荣，个人就是有点小事，那也不算什么，根本没有人去计较，闹什么工资待遇的。大家就是一个心思，怎么才能不辱使命，把自己担负的工作干好。”
周老还谈到了作为“一把手”的领导艺术问题。他说：“涉及香港回归的事情那么多，我要天天听汇报事事听汇报，还不得累死呀。因此，我抓的主要就是政策方面的，其他的事情，尽量放手给别人，只需把注意事项讲清楚就行了。其实，这也是对他人最起码的信任。你这么做了，别人的积极性也就起来了。齐心加上协力，英国人再怎么捣乱，也别想得到什么。”
现在最大的兴趣是读书
周老年轻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当外交官，他最大的愿望是想成为一名文学青年。其后，虽然现实与理想产生了很大偏差，但好读书的习惯却一直未曾改变。他的爱书成癖，在外交部那是出了名的，哪怕只有半小时的空隙，他也要拿起书读上一会。到了国外，只要时间允许，他也必去图书馆、博物馆走一走。而在北京的时候，琉璃厂更是他的流连忘返之地。
周老还在采访中透露了两个秘密，那就他曾经有两次想离开外交官的岗位。一次是1981年他结束了长达10年的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回到国内的时候，他曾计划去北京
喜欢与书打交道的周老，最终却还是留在了外交官的岗位上，而且一直“超期服役”到70岁，才真正有了大把的时间去做他所喜欢的事情。“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学的是哲学，但业余时间喜欢文学。后来又学西洋文学，对外国的东西一度比较痴迷。不过，最终还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我更有吸引力。”周老说，“我现在读得最多的是线装书。文学、历史、哲学，这方面的书我都非常喜欢。每天睡觉前，我都会拿上一本看一看，现在都养成习惯了，要不看会儿书，就睡不着觉了。”
在周老的家里，记者看到两大书柜的线装书。“这一部分是我自己‘淘’来的，另外还有就是别人帮我‘淘’来的。” 周老说，“这可都是前人留给我们的丰富的文化遗产。”
年轻人应该多读点古书
周老问记者：“像这些古书，你读不读？”当得知记者很少读古书而且不少古书读起来难度太大时，周老语重心长地说：“像你们年轻人，还是要多看一点古书。当然，其中有不少糟粕的东西，但更多的还是精华。现在，有很多外国的有识之士都在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认为其中有很多值得借鉴的东西。我们自己反而并不觉得怎么好，还有些人更极端，把外国的东西什么都看得比我们好。这也不见得，小平同志就曾不止一次说过，外国的月亮也不比中国的圆嘛。把我们前人留下来的这些好东西，一股脑儿都抛弃了，实在太可惜了。”
周老说，关于古书，也不是哪一本都难以读懂的。像司马迁的《史记》，就是比较好懂的。《史记》中关于项羽、刘邦的文章，对人物的描述多么生动，看起来就像是在眼前。还有《水浒传》中的鲁智深、林冲，《红楼梦》中的王熙凤、薛宝钗，那刻画也是活灵活现，这样的艺术成就，哪里就比外国的差了？人家好的东西当然要吸取，可不能忘了，我们自己的好东西也不少呀。
“口述”中有个错要改一下
前不久，以自传体形式记载了周老人生长路的《周南口述：遥想当年羽扇纶巾》出版发行。在记者采访就要结束的时候，周老特意将其中的一处错误写在一张纸上，并希望记者能在家乡的报纸上更正一下。周老写的是：第193页第4行“但没有排着队，是举着小红书进去的”错误，应为“但没有排着队，也没有举着小红书进去的”。
“要是那样，我们不都成了红卫兵了？这个意思，正好弄反了。”周老说。
周南读《红楼梦》
周老对《红楼梦》情有独钟，对于其中的许多段落随口就能背出来。像在香港期间举行的一次红楼梦文艺展上，周老一看到展出的蘅芜院薛宝钗的白色花瓶，脱口就说出贾母的一句话：这个花瓶太素静了，这么个大姑娘怎么弄得那么素静，把那个花瓶多插上花。让人叹为观止。
周老说，还在年轻的时候，他就将《红楼梦》读过好几遍。后来，一有空的时候也会随手翻翻这本书，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对于与《红楼梦》有关的书籍，他也经常找来看一看。像刘心武对于这本书的新解读，他就早已找来看了。对于其中许多观点引发的争议，周老认为，这只是一家之言，用不着大惊小怪。他说：“是不是就像刘心武说的那样，这是可以争鸣的一件事。既然是争鸣，那就会见仁见智。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是有好处的。另外，出现争鸣，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激发青年一代对于传统文化的热情。这对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同样非常有好处。”
有趣的是，周老还是蜚声中外的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的燕京大学同窗。说起周先生，周老说：“在大学的时候，与他并没有什么接触，只记得他年纪好像要大一些。
后来，是他搞他的，我搞我的，业务方面也没有什么联系。但对于他的研究成果，我是了解的，的确很有成就。不过，我是尊重各家的意见，不管谁的，我都有兴趣读一读。”
周南看历史剧
最近几年，荧屏上的历史剧已成泛滥之势。而对于某些历史剧任意篡改历史的行为，也在观众当中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对此，周老有着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电视剧也好，戏剧也好，那就是编故事，不能像写史一样来要求它。但对于观者来说，自己应当有个鉴别能力。怎么办？那就是不妨在看历史剧的同时，也把涉及那段历史的史书找来看一看，这样就不会被剧本给弄糊涂了。
周老说，他平时看电视，除了新闻之外，其他的看得都很少，因为很多电视剧根本就提不起他的兴趣。不过，前段时间播出的《贞观长歌》，周老倒是看了不少。而在观看这部剧的同时，周老也用上了他的老办法，找出《唐书》和《旧唐书》一起比照着看。
周老说，这部电视剧中的好多情节，有些是有根据的；有些则只是史上有一点影子，剧中则给夸大了；另外还有一些，则根本就是没影的事，纯粹是扯出来的。像有关岑文本的那些事，在《旧唐书·岑文本列传》中就没有记载；侯君集的事情，倒是有点影子，但也不像剧中说的那样；至于这个公主那个公主的恋爱，从正史里是根本就找不出来的。这样翻翻书，它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就会很清楚了。
周南说古体诗
周老素有“诗人外交家”的美誉。他现在用的这个名字，就是直接取自《诗经》。
周老说，他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喜欢过一段近体诗和西方现代诗歌，并尝试着写过一些类似朦胧的现代色彩较浓的诗。后来通过比较，觉得还是中国的古体诗更有韵味，“渐悟华夏文化自具根系源流，他山之石，固可攻玉，然未须弃己之田而耘人之田也”，遂弃“新”从“旧”。
周老说，他现在最喜欢看的，是陶渊明的诗。这应当与年龄有关系，因为心境更淡泊，阅历也更丰富。中年的时候，则喜欢沉着一些的诗人，像苏东坡、辛弃疾、杜甫，还有李商隐等等。年轻时候，喜欢明快、绮丽，所谓充满艳丽色彩的诗作。
周老不仅喜欢读诗，也喜欢作诗，而且造诣颇深，并出过一本诗词选。对于他的古体诗，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曾有评论：“征引古人名言佳句，如瓶泻水。余大惊大喜。”香港学界大师饶宗颐则称赞他的诗是：“偶有所作，轩轩逸气，吐句清警，波澜壮阔，不同凡近”。今年三月，周老曾到庐山一游，在路过东林寺时，他又诗兴大发，写下了《访东林寺》这首诗。诗的内容是：不礼王侯不坐禅，远公风度自翩翩，虎溪流水声依旧，无复莲池聚众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