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被高考改变的命运(五)

2007-06-07 10:12:52 来源: 南方周末(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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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不能成高考附庸

基础教育几乎成了高考的附庸,或者叫预科。但作为国家基础教育的一部分,它们除了为下一阶段的学校输送学生之外,还有没有独立价值?

“真正的人才一定是在无意之中、在自由之中生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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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对象

◇ 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

◇ 朱清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技大学校长

◇ 康 健:北大附中校长

《南方周末》记者 赵蕾 实习生 方可成 发自北京

只考一门也可以把学生“累死”

南方周末:恢复高考三十年来,高考本身也经历了一系列改革,如何看待这些改革?

杨东平:已经做的改革集中在考试制度上。最核心的,一是由一份考卷变成多份考卷,由原来的全国统一命题改为各省分别命题;二是基本模式没变,就是3+X。

地方化的趋势是需要坚持的。全国那么多省份那么多考生,从长远来讲,地方化肯定更利于考试技术的提高。在科目改革上,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科目比较简单,只有语文、数学、外语三科,后来越改越多。考试科目的改革是当前讨论比较多的。它应该有两个出发点:一是减轻学生负担,二是有效甄别人才。

朱清时:这么多年来的高考改革,大多停留在考试科目改革上,比如3+X这些改变。但最致命的问题是一考定终身,这些没有改。原来考四门,现在三门,造成同学们只专心学这三门,会更偏科,而压力也没有减轻。

康健:只要你以分数作为标准,即使只考一门,也可以把学生累死。现在的高考有文综、理综,但我们没有综合教育作基础,想在考试时实现综合是本末倒置。目前高中的文理分科早就过时了。现在的文理分科实际上是以理科作基础的,当你理科没希望的时候,你才去学文科。所以文科班里很多人都不适合学文科,真正适合的倒不去学文科了。现在哪门科目最重要?毫无疑问是中文,它传承民族精神,但我们的语文教育却变成了很狭隘的学科。这些问题都是因为没有从教育的发展去考虑考试,而是以考试来要求教育。

南方周末:那怎么改才能除去“一考定终身”的弊病?

朱清时:高考的问题跟整个社会有关系。临时的解决办法是在高考独木桥还存在的情况下,把学生的平时成绩和高考成绩并重。但平时成绩一定要有可比性,需要公正,所以就需要统考,国家统考。如果哪个地区把高中的成绩变成统一出题,有可比性、程序公正的话,那我们学校去录取就很乐意一半按平时成绩一半按高考成绩。

全世界考大学大都是平时成绩和一次考试并重的。只不过他们的入学考试可以考几次,然后取一次最好的,我们平时成绩以前没有被重视,不走全世界通行的道路,这是高考制度上的弊病。

如何避免招生黑幕

南方周末:除了考试制度的改革,录取环节对考试公平的影响是否更重要?

杨东平:对,这方面变革比较少。我个人认为,国立大学的本地学生超过30%就很不合适,因为它是国家资源办的大学。如果学校80%的投入来自中央政府,那就应该80%的招生面向全国,如果50%来自地方,也不能叫国立大学了,改名吧。这对创建一流大学的目标也是个很大的讽刺,不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人才,而只在一个省的范围内选拔。优质教育资源应该均衡化。

另外,学生在理论上可以填几个志愿,但事实上,第一个(志愿)是北大,如果没考上,第二个(志愿)是清华,也不会录取。填志愿成为一门学问,这完全是人为的。在西方国家,考生可以平行报很多学校,哈佛不要你,耶鲁可以录你,你自己根据奖学金和其他原因选择。

只有学生有选择权,才能造成高校有真正的竞争。一个优秀的高校,没有道理通过不让你报其他学校来保证自己的生源。平行填报志愿当然会增加成本,但这是一种必要的成本,它能真正促使学校改变对学生的态度。

朱清时:从目前看,平行填报志愿不具可操作性。每个学校的招生计划都定了,我们不能等到最后再来录,也许到最后学生都跑完了。要完全像国外那样,必须有国外的那套体系才行。我们没有条件让学生选来选去,高校毕竟是稀缺资源。如果报我们学校的学生同时报了其他学校,那我们就没法招了,我们不知道最后到底能招多少学生。

南方周末:教育部从2003年开始在部分高校开展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点,但很多学校却不愿行使这个自主权,为什么?

朱清时:自主招生是好事,但为什么有高校不愿意行使这个权利?那是因为,我们无法判断学生优劣,就是凭老师的介绍,我们也清楚,这些介绍好多是不公正的。我们情愿不行使自主权,因为最后都变成走后门,还不如大家都考试来得公平。

我们学校有5%的配额。我们对重点中学质量比较相信,在全国若干所重点中学选择。中学推荐的学生,我们只好相信,设计一次笔试摸摸底,如果觉得学生不错,承诺他报考中科大,过了重点线我们就录取。如果把握不大,我们就承诺高考给他加20分。但操作不很顺利,我们想招的,到时分数高就不来了。分不高的,我们也不太有把握,组织考试也不像高考那么严密。

南方周末:作为大学校长,你怎样看待“招生黑幕”?

朱清时:我知道有些家长为了孩子会不择手段。为了杜绝这种情况,我们学校派去面试的老师是随机抽取的,第一天抽到,第二天给他买上车票就去了,但也不能保证不出现非正常情况。

“君子爱分,取之有道”

南方周末:现在高中教育成了高考补习班,高中以下的基础教育也围着高考转,高考和基础教育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

康健:基础教育几乎成了高考的附庸,或者叫预科。但作为国家基础教育的一部分,它们除了为下一阶段的学校输送学生之外,还有没有独立价值?很少有人思考这个问题。基础教育的独立价值在于关心孩子的成长、发展、社会化,必须让他做一个健康的人,社会的人,有道德的人,做一个合格公民。这方面的教育应该是学校里非常基础的教育内容。

除此之外,基础教育也会给人生分流:一部分人升学,一部分人就业,一部分人继续接受职业教育。而现在的分流带有等级,最好的学生一定升学了,差一点的去职业学校了,再差的就去工作了。所以,以升学教育为目标的学校就成为主流学校,而职高就成二流。

南方周末:作为中学校长,你是不是也很看重北大附中每年的升学率?

康健:看重啊,但“君子爱分,取之有道”,我们绝不采取野蛮的、掠夺性开采的方法来追求高分。

很多学校认为,增加课时,增加工作量,就能提高学习成绩。这个规律在我们这儿行不通。我们学校的老师都认为:什么叫好老师?一堂课15分钟能讲完就是好老师。简单地增加课时不但不会提高成绩,还会增加孩子的厌学程度。

另外,我们不会强迫,甚至不会动员学生一定要报最高的志愿。相反,很多学校以自己的利益为标准,将风险加在学生头上,牺牲学生自己的选择。

还有一点,我们尊重高分生选择自己的职业理想和个人爱好。过去我们一个学生喜欢袁隆平,特别想搞农业。他的分很高,但如果他选择了中国农业大学,而没有选择北大、清华,我们不会认为这不对。我们告诉孩子们:人生的理想、职业的追求重于高考的理想。

自由才能产生人才

南方周末:公众应以何种心态来对待高考?高考改革和我们的教育理念、人才观有什么样的关系?

康健:真正的人才一定是在无意之中、在自由之中生成的。我们的教育应该让所有人都健康发展,而不只是少数人。这不但不会阻碍天才的产生,反而还会给天才提供更好的土壤。在这种情况下,天才一定更多,学生一定更优秀。我们在所有学生都享有充分学习空间的基础上,随便组织一个合唱团都能非常优秀,不应该把少数学生教成会唱歌而不会干别的。现在被动的学习压抑了很多人的创造性。

杨东平:我们提出的所有的改革,都不激进,公众可能会对高校增加自主权感到担忧,很多改革需要配套改革来完成,关键要有个目标,今天三加一,明天三加二,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呢?不能不考虑这个问题,只在技术上做改革,没有提出清晰明确的改革理想。

南方周末:让学生负担这么重,是不是正常?

杨东平:西方教育发展经过三个阶段,最初以神权为中心;工业革命后,知识教育为中心,分门别类、由浅入深、大规模、集体化地灌输知识;20世纪以后,杜威奠定了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观,这是非常彻底的转变。

我们老是看到西方的很多学校都很宽松,觉得不可理解。这种教育模式,围绕着儿童的需要来完成,儿童的需要有很多,比方健康的需要,合作能力的需要等等,都是青少年成长需要的知识,智育就不那么重要了。

这个转换在中国还没完成,1950年代批判杜威以后,我们移植了苏联的教育模式,又是以知识为中心,跟杜威是对立的,在传统的模式下,说要减轻负担,实际上是很难的,知识为中心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教育现代化这一课我们没补上。

朱清时:一考定终身选拔出来的学生有碰运气成分,又这么致命,所以学生心理压力很大。像我们中科大招来的人应该是高考最好的人,全国前几千名。但这些招来的学生不一定都行,有百分之十几的孩子,心理素质都有问题,因为中学阶段有巨大压力,需要很长时间心理恢复。我们希望招到心理素质、综合素质、领导才能都比较全面的学生。

杨东平

朱清时

康 健

vingie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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