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温总理“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
黄全愈
2006年11月20日，温家宝总理在一个教育座谈会上对与会的教育专家说：“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
有些人总是喜欢用办学规模大来掩盖办学水平低的矛盾。这里，温总理借钱老之口尖锐地指出办学模式存在令人“非常焦虑”的问题。限于篇幅，本文仅就中国教育的“注、疏、解”思维与美国大学的批判性思维，来谈中国大学“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
“注疏解”思维与批判性思维
最近，我收到由宾州大学牵头，对全美国36个大学进行教学调研的表格（共有24个大问题及上百个调查细目）。
这项调研围绕六个议题进行。开篇第一题就是“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无独有偶，根据《天赋教育在美国》的介绍，美国“神童”教育（天赋教育）的“童子功”入门第一招是“培养批判性的阅读能力”，第二招是培养“批判性的聆听能力”。在小学阶段还是作为一种行为习惯来培养，到了大学阶段就已经成为一种思维方式了。
作为美国天赋教育的入门功夫，所谓“批判性阅读”，就是不仅从阅读中吸收性地学东西，更重要的是从阅读中批判性地学东西。死记硬背、人云亦云，那是末流功夫。批判性阅读才是硬功夫，才是高段位的阅读行为。
发人深省的是，中国教育的“童子功”入门第一招是“听话”。至于“批判性思维”，那是成人以后再考虑，或者根本就用不着考虑的问题。从小就人云亦云，长大了能有批判性思维吗？别人从小培养批判性阅读能力，我们传统“注、疏、解”式的读经，却是亦步亦趋地从“听话”开始培养人云亦云的习惯。经典就是经典，对经典只能是“注”，“注”完还可以“疏”，“疏”了再“解”……总之，是在前贤的字里行间徘徊。
我在国内上学时，读鲁迅的文章，有些句子怎么读也读不顺。比如，《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有一句“落水狗的是否该打”。为什么不说“落水狗是否该打”，也不说“落水的狗是否该打”，偏偏说“落水狗的是否该打”？我试图从各种语法角度帮鲁迅找那个“的”字的答案，均无法说服自己。于是，就开始怀疑是排版印刷的错误，但找来其他版本，亦一模一样。在当时，鲁迅是不能怀疑的。他是一代伟人，思想之深邃，文笔之辛辣，语言之生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于是，只能突然怀疑自己是否“神经搭错线”……
后来我在一所大学教书，也是这样要求学生的，不然怕误人子弟。有一年，带学生去实习（所谓“实习”就是学生到中学去当“实习”老师，我当“实习”老师的老师），有一组学生教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七八个学生花近半年时间研究这篇文章，不但书皮翻蔫了，最后连标点符号都摸出茧子来了。有一天，有个学生很有些惶惑地指着文内的一句话“她才始来听我的讲义”，问我道：“黄老师，‘讲义’的定义是‘为讲课而编写的教材’；那么，‘听教材’不合适吧……”
我也惶惑地看着这位学生：“有学生问你？还是你问我？”
他讷讷地：“我怕有学生问我……”
我何尝不怕“有学生问我”？！我犹豫了一会儿：“如果没有学生问你，就算了。等有人问的时候，你再来问我吧。”
其实，注疏解式的“答案”我是准备了的：“如果‘听书’说得通的话，就把‘听讲义’看成‘听书’好啦。”
后来，他再也没有来问我，却使我耿耿于怀至今：不是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我没有鼓励他问问题。
问题的关键不是“听讲义”通不通，而是我们从来不鼓励学生的批判性阅读行为。即使“听讲义”是通的，又即使学生的问题是错的，这种读书读出疑问来的行为，老师仅仅给予道义的鼓励是不够的。超越权威崇拜去追求真理，才能做到“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不疑问前人，历史将停滞不前，甚至还会倒退。
美国大学的批判精神
前两年去哈佛大学，友人指给我看：哈佛大学的标志是三本书：两本朝上开着，一本朝下盖着。什么谜底？朋友引而不发。
我寻思了几天，豁然开朗：哈佛想告诉她的师生：书本传播了知识，传播了真理；但书本也传播了谬误。因此，哈佛的师生都要不唯书，不唯上！
哈佛精神追求的就是教授和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国内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是外在强加的被动式积累学习过程。批判性阅读则是自我教育的过程。从批判中吸收，是主动的吸收、过滤后的吸收，吸收的是精髓，是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质疑、批判，从而对知识进行重构，成为知识的主人、学习的主体。
批判性阅读必须以独立思考为基础。没有独立思考，没有创新意识，就没有自己独特的观点。因此，批判性阅读是培养创造性人才的第一块基石。
然而，“批判性思维”不是事事作对、处处唱反调，或者干脆为反对而反对，进行盲目批判。那是“造反有理”的“红卫兵思维”。“批判性思维”的关键是：既不要盲目地全盘接受，又要以开放的胸襟去伪存真，然后“悟”出自己的思想。许多时候，学生的“起疑”、“存疑”，就是“批判性思维”的开端。简单地把“批判性思维”看作“对着干”，完全是一种误解。
中国的大学考老师说什么（“注、疏、解”），美国的大学考学生想什么（批判性思维）。在国内大学读书，学生忙于埋头做笔记，也有人戏称为“听写课”。在美国大学读书，学生忙于思考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在国内读书是“学多悟少”，在美国读书是“学少悟多”的原因。
我还在美国大学读书时，就常常惊讶于老师被学生追问得下不来台的尴尬场面；到自己在美国大学教书时，也就把被学生质疑看作一种教学常态。教授就是在学生的不断质疑中完善自己的思想和体系的。学生也是在不断质疑教授的思想中逐步形成自己的观点和体系的。这种相辅相成的批判性思维构成了美国大学的批判精神。
钱老质疑中国教育“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太热衷于培养“注、疏、解”式的考生，严重忽视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而“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所需要的探索精神和创造能力是以“批判性思维”作为“内功根基”的。因为“探索”与“创造”是用批判性思维去重新思考别人做过的事情，甚至推翻别人做过的事情，完成前人的未竞事业或开拓前人未涉领域。
一个没有批判性思维的人，其人格是不健全的。中国要在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需要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全面推行素质教育的办学模式，着力培养大批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的“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
（作者系旅美教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