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巍 雪扬
女大的窑洞每孔约10几到20平方米。8至10人睡一条长长的通铺，是木板搭成的(这是女大特有的待遇，以防女同志睡潮湿的土炕患病)，每人只有大约1尺半宽的床位。夜里起来上厕所，回来后睡觉的地方常常就没了，要拱进去慢慢挤几下才能睡回原位。全组共用一张木桌、一盏小油灯晚自习，对笔记，看书，写墙报，写心得。冬天共用一小盆木炭火取暖。食堂在山脚下，每日3餐，蓝灰色军服的溪流要上下山6次。遇有雨雪天，各班就派人下山打饭，路上摔倒(人称“坐飞机”)，连人带饭一直滑到山下是常见的乐事。
女大原来没有像样的厕所，女孩们要方便了，都是跑到山坡上找个避人耳目的僻静地方蹲下就来。王明校长是从苏联回来的，比较讲究文明卫生，他到各窑洞巡查时说，这个样子不好，将来我们抗战成功了，进了城怎么能随地大小便！他下令在山上背风处给女同学挖了厕所，还用席子围起来，这才比较像样了。
贫瘠，空阔，封闭，愚昧，这就是历史留给上世纪30年代陕西的遗产。
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曾跟随一个八路军连队作战，她看到战士们战斗了整整一天，打完仗后却没有一点儿东西可吃。秋天的田野里谷子已经成熟了，他们一动不动，因为他们没有钱，而指挥员不允许战士不付钱就拿走别人的东西。入夜，战士们围着篝火，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迎接黎明的到来，歌声直冲云霄。史沫特莱惊呆了，她说，“他们的歌声像一支管弦乐队。”
延安中国女子大学，便在这样的土地上和这样的年代，开始了自己的生长。
在那里，她们将经历和感受怎么样的使命和杀戮、鲜血和眼泪、亲情和爱情，她们怎样做妻子和母亲……
一、豪门出来的大小姐
中国有这样一个奇迹。
延安——在大西北的腹地，风沙蔽日，物资匮乏，交通闭塞，生活艰苦，四周的环境又是那样险恶，面对的是充满武士道精神的日本法西斯和后来的蒋介石八百万军队那样的强敌。我们相信，正义的事业是一定会胜利的，但我们也知道，这胜利注定要以血流成河和千百万人的牺牲为代价。
奇迹是：竟然有那样多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和精英，面对无比的艰难困苦，面对无数的流血牺牲，他们同仇敌忾、义无反顾地汇集到延安的旗帜下。
旧中国等级森严，如果没有这场抗战，许多人连碰也不会碰到。战争轰毁了阶级壁垒，让豪门闺秀、千金小姐与贫苦女工、乞儿、童养媳和农民女儿，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进同一孔窑洞，睡到同一铺炕上，成了情同手足、生死与共的战友。
来到延安的女知识青年，大都生长于富裕家庭，或是豪门闺秀，或是小家碧玉。身高体壮的王云告诉我们，女大毕业后，留在中央妇委工作的25个同学，有24个出身地主资产阶级家庭，1个出身富农。
周盼(杨虎城将军之女)：
“事变”使她长大成人
1936年10月，13岁的周盼明显感觉到家里的气氛变了。自蒋委员长亲自来西安督战，部署“剿匪”，父亲的心境变得分外抑郁起来。每日长吁短叹。后来又经常夜不归宿，回家也是行色匆匆。
数日之后，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但自此张学良将军失去了人身自由，杨虎城将军被免去绥靖主任之职，接着又被迫出国“考察”。因受兵变的巨大震动和压力，祖母一病不起，继母一度精神失常，弟弟杨拯人也因病猝然离世……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入侵，抗战风起云涌。杨虎城将军觉得自己身为中国军人，长期逍遥于海外于心不安，便匆匆返国请缨抗战。没想到归国后便被蒋介石投入监狱。一位骁勇的战将不能捐躯于抗日战场，却从此身陷囹圄12年，并于1949年在重庆渣滓洞惨遭杀害。
偌大的杨氏家族，突然之间只剩下小周盼和继母相依为命了。
那时周盼在西安兴国中学读书，这所高级中学汇集了一大批国民党官员的子弟。因为是“罪臣”之女，周盼成了学校的眼中钉，她的抽屉和书包常被翻查，一举一动受到严密监视。但是，父亲和张学良将军所发动的“事变”使周盼一夜之间长大了，她从父亲的行为中懂得了救国救民的道理。不久，她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些抗日救亡的道理，仿佛就是父亲慈爱的教诲，那些有关延安抗战生活的描写，激起她无尽的向往。当她看到中国女子大学的招生启事后，不能不怦然心动了。
一次晚自习，训导主任突然气势汹汹来到讲台上宣布，你们班里有共产党，限3天之内去自首，否则别怪学校当局不客气！
事态已十分紧急，当天夜里，党组织通知周盼立即转移，并决定把她送往延安。1941年11月，周盼到达延安之际，为实行李鼎铭先生“精兵简政”的建议，她所向往的中国女子大学已与其他几所院校合并为“延安大学”，她没赶上。
(2)
图：
杨虎城将军的女儿晚年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