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半年多的等待，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原法定代表人、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张伟华涉嫌滥用职权一案侦查终结，将向法院提起公诉。
去年8月上旬的一天，北京天坛附近的一家单位宿舍大院内，突然开进了两辆警车，随后是警方奉命到两个家庭进行长达3个小时的搜查。很快，细心的人们发现，过去经常由张伟华领头的一个晚饭后的“散步队伍”，从那以后基本消失了。知情者透露，在警方搜查之前，张伟华和他的一名同事被通知到单位开会，纪律检查部门的工作人员当场宣布，因涉嫌滥用职权对张实施“双规”，同年8月25日被检察机关正式批捕。
2006年秋，王卫东悄然成为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新任主任。此事被一网站评为2006年中国彩票十大新闻之一。
落马缘起2005年“审计风暴”国家审计署署长李金华点名批评张伟华，曝光国家体彩中心问题
体育彩票案，过去一直集中发生在省市。张伟华案之所以引起社会多方的高度关注，不仅因为此案是继几年前轰动全国的西安宝马体育彩票案和“彩世塔”福利彩票案之后，腐败之风首次牵涉到彩票管理的最高机构，更因为两年前著名的审计风暴之后，人们一直在等待着说法，到底谁来承担责任，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内幕。
但2005年6月28日，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报告，掀起了新一轮审计风暴。其中涉及国家体彩中心的问题首次曝光——
一是2003年至2004年，国家体育总局决定，由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向所办的两家公司支付体育彩票发行费，用于彩票印制、发行，但支付的发行费超过实际需要，在扣除全部成本费用后，两公司获利高达5．58亿元。
二是经体育总局批准，两公司已支出1．3亿元购买综合楼拟部分用于出租，按投资额125％的比例向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各省（区、市）体育局等投资单位分配2003年现金股利3750万元；另提取个人奖酬金1．31亿元。
三是在彩票印制过程中，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负责人弄虚作假，指定所办公司将代理进口电脑彩票专用热敏纸业务，委托给不具有进出口经营权的私营企业，人为增加环节，转手高价采购，致使彩票发行费在2003年2月至2005年1月流失2341万元。
据悉，审计报告中提到的两公司是中体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简称“中体彩”）和北京中体彩印务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北京彩印”）。上述两家公司均由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等几个单位共同投资持股。
同年9月26日，国家审计署发布《国家体育总局2004年度预算执行审计结果》的公告，该公告披露：对委托无资质私企转手高价购进热敏纸，造成彩票资金流失的问题，已移交监察部进一步调查处理。
体彩中心“肥水不流外人田”彩票印制业务莫名转手“关系户”，而国家资产则流失几千万
因为从去年9月开始多次接受北京市检察官的调查，天津印刷企业的刘女士成为张伟华案件进展的知情者之一。她告诉记者，他们的企业从1994年国家批准体育彩票发行开始，就与国家体彩中心有业务往来，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负责多种玩法的体育彩票管理软件的开发调试和彩票的印制工作，因此他们的企业是这次检察机关外围调查张伟华案件的重点单位之一。检察机关调取了该企业多年的财务资料，并详细查阅了企业多年来的销售提成、公关交际费用、热敏纸销售等敏感问题的原始记录。
检察机关从天津这家企业获得的一条线索是，多年来，彩票印制所用的都是日本产的两个牌子的热敏纸，可以由企业直接联系日本厂商，从日本直接进口。但从1999年6月之后，这一简单的纸张进口渠道突然变得复杂起来，一家金融设备公司突然找到了天津这家彩票定点印制企业，要求切断与日本方面的直接联系，改为从他们那里进纸。
刘女士告诉记者，一开始天津方面感到很诧异，很快他们了解到，这家与纸张业务根本不搭界的公司是体彩中心的关系户。其结果是纸张的价格比原来的要平均高出15％，一年的总用纸价值都在数千万元，如此一来，一年就要比过去多增成本好几百万元。纸张品质也有明显差别，印出的彩票表面看起来差不多，但懂行的人知道，根本不是一回事。
刘女士没想到的是，这种人为增加环节，转手高价采购的手段，在与该公司中止合作后，体彩中心仍在沿用。她注意到，2005年9月审计署发布的审计公告中说，彩票管理中心负责人与私企联手造假，指定无资质私营企业转手代理采购，高价购进电脑彩票热敏纸，2003年2月至2005年1月造成国家彩票专项资金流失2341．26万元。
据一业内资深人士透露，在体彩行业的“自肥”手段中，纸张进口的猫儿腻仅是其中一种。
彩票发行费用高得惊人占彩票销售收入15％，远高于国际彩票发行成本5％
起步于1994年的体育彩票，加之1987年始发的福利彩票，年销售额从早年的1000余万元逐年猛增，自2000年起进入狂飙突进的增长期，当年彩票销售收入181亿元，2001年为288．87亿元，2002年为385．72亿元，2003年是401．4亿元，2004年则为380．57亿元。
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和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均为事业单位编制，分别负责两大类彩票的发行销售工作，并从销售收入中提取发行费用。
彩票发行费用，是指全部彩票销售所得，刨除返回给彩民的奖金（50％）和上缴政府的公益金（35％）这两大块之后的那一块。在2002年以前，彩票发行费占彩票销售收入比例一度高达20％，2002年后调整为15％。
以此测算，中国两大彩票发行机构的发行经费，自2000年至2004年分别为36．2亿元、57．77亿元、57．85亿元、60．21亿元和57．1亿元。
《财经》杂志记者叶逗逗2005年7月在有关报道中指出，彩票发行费用已经成为发行单位的重要收入，出现“自肥”等现象。叶认为，15％的比例仍远远高于国际上彩票发行成本5％的平均比例。
一业内资深人士介绍，体彩中心所办两家公司创立伊始就获利惊人。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年检报告显示：2003年，北京彩印净利润8551．84万元，中体彩净利润1．96亿元；2004年，北京彩印净利润1．2亿元，中体彩净利润7251．35万元。他提出质疑：既然如此，北京彩印的巨额利润是如何“创造”出来的？现在只能猜测：体彩中心给外厂的订单是通过北京彩印用来料加工形式发出去的，这个利润是用提高彩票印制价格产生的。
其实，审计署2005年9月发布的审计公告中就披露了上述两家公司获利惊人的秘密：2002年年底和2003年年初，国家体育总局决定，将按体育彩票年度销售额3％集中收取的发行费，留下0．2％作为彩票管理中心基本费用，其余2．8％全部拨付给两公司运作。2003年和2004年，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共付给两公司彩票发行费9．69亿元，扣除全部成本费用，两公司获利高达5．58亿元，两年股本收益率为2149％。上述做法，不符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规范彩票管理的通知》中“降低发行费用，增加彩票公益金”的精神和《财政部彩票发行与销售机构财务管理办法》关于“彩票公益金和发行经费缴入财政专户，按照‘收支两条线’原则进行管理，专款专用”的规定。
彩票业“肥区”大曝光零售点留给“自己人”经营，收取高达10％的代销费
据该资深人士分析，除了每年高达几十亿元的巨额发行费这一蛋糕之外，彩票业还有几个明显的“肥区”。
——彩票热销之后，彩票零售点成为大家争夺的掘金宝地，这个“肥区”归各省市区彩票中心管辖。在公认的“肥水不流外人田”的主导思想下，很多零售点留给“自己人”经营。此外，零售点的代销费在国外一般为5％，在我国发展彩票初期，为推广销售，零售代销费有时高达10％，而且居高不下，原因之一是“自己人”经营。零售点一年下来的彩票代销收益，有时能高达几十万元。
——彩票印制费。这个“肥区”在福利彩票是归地方管辖，在体育彩票则归体彩中心管辖。印制费中涉及印制商和纸张供应商，又是一块可供争夺的“肥肉”。有争夺就有好处费和回扣等问题，就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中间商。这里面的黑幕，在审计报告中已经有所涉及。
——电脑软件的开发、升级、支持费用，以及电脑硬件，特别是销售终端机的采购等，也是一块“肥肉”。这个“肥区”，福利彩票是归地方管辖，体育彩票则归体彩中心管辖。
——即开型彩票的一个“肥区”就是实物发奖。西安宝马彩票案丑闻发生之后，实物发奖已经被禁止。
张伟华案是否涉及到这些肥区，外界尚不得而知。
彩票招标黑幕“叹为观止”某省体彩主任带着参选厂商，“杀气重重”地找评委个别谈话
政府用百姓的钱和商家做生意，必须通过公开的“招投标”来签订合同，这是国际惯例，我国也开始实行。但是从某省福利彩票的招投标过程看，似乎很有问题。是招标单位从一开始就是“作秀”，整个招投标过程没有规范，不按程序办，无人监督。
一亲历者在与体育彩票合作的期间，曾经参加过一次电脑彩票终端机的评选活动。这次活动的评委由3人组成，为首的是体彩中心的一位上级主管，另外两人是他（代表系统整合商）和体彩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代表最终用户）。
评选那天早上，由各参加评选的厂商作产品介绍，答复问题，下午由评选小组开会讨论。上午听了几个小时的介绍和问答，各款终端机的优劣已经开始凸现。中午吃过午饭，正准备开评选小组会，某省的体彩主任忽然出现，他带着一个参加评选的当地厂商，来找这位亲历者个别谈话。他们两个喝红了脸，不像是来谈问题，说话杀气重，无非是要接受那款来自他们那个地方的终端机。这个情景至今还给亲历者留下深刻印象。
体育总局：强化高危区域监管
去年9月20日下午，中央治理商业贿赂督查组在国家体育总局召开座谈会。体彩中心副主任魏吉祥在会上表示，中心领导对治理商业贿赂工作高度重视，特别是针对体育彩票工作属于高危领域的特殊性，制订了中心专项治理实施方案，确定体育彩票印制、销售系统及软件技术开发等五个领域为专项治理重点领域。
在今年1月22日召开的国家体育总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上，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强调，当前备战2008年奥运会的工作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要强化对滋生腐败的高危区域和热点问题的防范和监督。
彩票公益金能否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彩票发行本属公益事业，本应最大限度地控制发行成本，将销售所得尽可能地用于社会公益事业。然而在我国某些地方，它却越来越多地沾上“私益”的色彩，引来了别有用心的权力分肥者与利益分肥者，疯狂地掠夺吞噬。
目前，我国彩票发行由国务院批准，财政部监管，民政部和体育总局为指定的具体发行部门（两个中心）。可是事实上，财政部和民政部、体育总局为在行政级别上属于平级，本质上是一种自我监管。当难于监督，彩票如何发行、发行多少变成是两个中心说了算时，彩票的利益变成了部门利益。
2001年10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规范彩票管理的通知》下达后，确立了“降低发行费用，增加彩票公益金”的原则，规定发行费用比例不得高于15％，公益金不得低于35％。但这一政策能否真正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还有待从体制和机制上进行改革。（来源：据《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