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兰：我也有退缩的时候
我这人从小就很犟。 我相信自己 做的事情都是对的。 我更会坚持到底。 可是，有些时候我也真正感到害怕了。
记者 兰红 上海报道
我这人从小就很犟。
我相信自己做的事情都是对的。我更会坚持到底。
可是，有些时候我也真正感到害怕了。
陈晓兰脾气真倔。
即使面对横跨大半个上海匆匆赶到的摄影记者，她仍然坚持不拍照，甚至孩子气地说：如果拍照，我立马就走。
是的。55岁的陈晓兰，已经不像年轻时那么爱照相了，她强烈反对别人拍她，她不愿意把这些年来写在脸上的辛酸、疲倦和憔悴，被那么明显地定格、放大。
她想，自己是代表正义的呀，正义怎么可以这样狼狈呢？她也不喜欢有些记者，把她的生活描写得那么拮据可怜，说她单亲家庭独自抚养女儿，又没有收入——她是多么要强的一个人，即使是带着女儿，没有再婚，没有收入，那也是她自己的选择。
事实上，如果有人把她描写得三头六臂、无所不能，她也会不高兴。“好像我是一个女飞侠，在天上飞来飞去似的。”陈晓兰想想就觉得好笑。
从4个半小时的交谈中，了解到她想要的，不过是还原自己——不是所谓的“打假医生”，不是代号“一个有良心的医生”，而就是医生陈晓兰。
第一次害怕
南都周刊（以下简称“南”）：这是你医疗打假的第11个年头了。听说这些年来，你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定要到北京去？
陈晓兰（以下简称“陈”）：对。这个月的5日，我刚从北京回来，我还准备再去一次。上一次去是参加CCTV的颁奖仪式，我是颁奖嘉宾；这次去，我还得提意见去。
南：这次要提哪些意见？
陈：这次我去，一是给《医疗器械管理条例》的修改议案提点意见，二是手头还有几个在追查的问题医疗器械和问题医院，要向他们反映一下。我算了算，加上这次，我自费进京44次了。每次都是去国家药监局向国务院、卫生部、医药管理局、工商总局等部门反映情况。去得最多的，就是国家药监局，药监局的官员们，跟我几乎都成熟人了，一见面就招呼，“陈医生，你又来啦？”
南：无论是问题医疗器械，还是问题医院，背后都是一个庞大的利益团体。你面对这些躲在暗处的人，曾经害怕过么？
陈：我这人从小就很犟。我相信自己做的事情都是对的。我更会坚持到底。过去我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也是因为这个信念。可是，在1月初我第一次真正感到害怕了。
南：1月初，是你还在调查上海协和医院妇科诊疗案的时候？
陈：是的。那一天是1月5日，上海药监局去协和医院突击执法，我作为监督员，去监督执法过程。我一个人在医院里走动，有一个不明身份的男子贴身跟着我。无论我走到哪里，他都跟着。最糟糕的是，我的手机怎么拨110都拨不通。直到几天后，新华社的报道出来后，我的手机才恢复正常。
南：手机被黑了？
陈：很有可能。家里的电脑也经常被黑。中毒、网络瘫痪是常有的事情，也有人打电话威胁我。但是，拿着手机，没法拨110，这就意味着，我随时有危险，却没法保护自己。
十年打假
南：这太危险了。
陈：这两年我的处境已经好多了。1996年的时候，医院到处都在传我是“神经病”，传得有鼻子有眼。无论我去哪里举报，对方都用不理解的眼光看我——谁会认真听一个神经病说话呢？2002年，当时上海市卫生局建议市委、市政府对我“予以训诫”。还有一位官员呼吁，要对我进行“政治定性”。
南：那你怎么办？
陈：我到单位去开了以前工作的全勤单，然后天天带在身边，有人说我，我就给他看——我那么多年在医院工作，年年考勤是全勤，说我是神经病？你医院能把一个精神病人天天放在理疗科的岗位上班？那么多部医疗机器都由我一个精神病人管，那不是犯罪么？
南：之后情况好一些了没？
陈：我1997年就开始反映假冒医疗器械的问题。2003年，我去北京上访。有人追到火车上来，不让我走，还扬言说，“你到不了北京”！
南：那你到了北京没有？
陈：(笑)我不仅到了北京，还到了国家药监局。
南：那个时候你想过后果么？
陈：想过。所以我在火车上打了几个电话。一个打给我的好朋友倪平。我告诉她，我搜集来的第一手医疗举报资料分别存放在什么地方，如果我有不测，让她一定要接替我干下去。另一个打给我妈妈的老同学王伯伯，如果我回不了上海，请他帮我照顾我的女儿。
南：你怎么来改变这种局面？
陈：那个时候，有人建议我走“上层路线”。我找到《新民晚报》记者、全国人大代表李葵南，通过她向有关市领导反映。我还在邻居的帮助下，在天涯论坛里以“一个有良心的医生”的ID发了不少帖。媒体一直在关注这些事情。
到2005年，情况慢慢好起来。上海市药监局、上海卫生监督所先后聘我为市场监督员，这样我去调查一些问题，就方便多了。一些医疗主管单位的官员，也渐渐地理解我了，知道我没有私心。
人生反差
南：听说你去了那么多次北京，故宫、长城一次都没去过。在北京，开始住的是280元的宾馆标准间，后来降到100元，最后是30元的地下室。
陈：那个地下室的老板，现在只收我20元了(笑)。这次再去北京，我还住他那。
南：你以前的生活怎么样？
陈：以前，我是养尊处优的上海小姐，不但世代书香，家里还有50多位亲属遍布海外。“文革”前，我们家住的是三层的小洋楼，家里有两个保姆和自己的裁缝、医生。我看弄堂里的小朋友踢毽子，就跑回家把奶奶的金戒指拿出去当毽子踢。
有了孩子以后，带着女儿住在父母家，开销都由父母出——他们收入高，我每个月象征性地给他们一百、两百的零花钱。其他的，都是自己花了。年收入三四万元，日子过得很舒服。
南：现在呢？
陈：现在我是很多医院的“反面教材”。他们都拿我来教育医生护士们。跟着医院干，一年能拿多少奖金收入，如果像我这样，既没有退休金，也没有四金，靠亲戚救济过日子，还要贴钱、贴时间，干一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多惨！
南：医院里那么多医生，就你一个人做了“叛徒”，他们恨你么？
陈：那个时候，我在单位里是出了名的好人缘。我们那个理疗室，每天都有医生护士串门，他们都愿意跟我说些家长里短、小道消息。我这人最不爱管闲事。我甚至从来不看电视——虽然我们家可能是上海最早一批拥有电视和彩色电视机的家庭。上班、下班、读书，我的生活里好像就只有这三件事情。可是1996年碰到过期药，然后碰到光量子，人命关天的事情，我不管不行了。
南：你身边的人能理解你么？
陈：我父母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平素不管闲事，但都嫉恶如仇。在这件事情上，他们非常支持我。我到现在都记得妈妈临终之前在病床上给我讲的话，她说，“晓兰，你是医生，有些事情病人不懂，你懂，你要维护他们的利益。”我爸甚至还给我买来《孙子兵法》，鼓励我要以退为进、曲线救国。
我女儿有时候不一定能理解我，她总是担心我，跟我说：有问题的医疗器械太多了，但妈妈只有一个。
南：那你为什么还要打假？你以一个人的力量跟一个行业对抗，你不觉得累吗？
陈：我曾经说过，我们不可能永远都是医务人员，也不可能永远都是监管者，但我们注定都会成为病人。一个病人碰到一个问题医疗器械，或者碰到一个问题医院，一个家庭就被套进去了，这个家庭的社会关系也不例外。
南：那你曾经想过退出么？
陈：有一段时间，我很想回到医生的岗位上。一个医生的职业生命是很有限的。我学了那么多年，又在一线干了那么多年，不能回报给社会，太可惜了。但我一直记得一个医学前辈对我说的话。他说，中国并不缺临床医生，但缺像我这样维权、打假的医生。他在业务上能为我分担，替患者看病，但是，他却不能代替我，去做好那些维权的事情。 (南都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