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昊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投入迅速增长，重点院校拨款动辄上亿元。钱一多，问题也来了:学校基建、采购和招生成为腐败高发领域，包括延安大学、天津大学、同济大学等多个高校领导因违规使用资金而落马；日前，湖北大学副校长也因经济犯罪被判刑13年。面对高校财务管理失控，主管部门纷纷出台各种措施，如建立资金监控系统，国家审计署进驻高校审计违规资金，部属高校领导离职前进行经济责任审计等。这些措施不可谓不严厉，但说实话，指望其从根本上解决高校腐败问题也是不可能的。
愈演愈烈的高校腐败，原因虽然复杂，但最主要的无非两个:一、外在原因，教育垄断和高等教育供给不足。目前中国社会对于高等教育渴求强烈，如老百姓所言——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上大学！而中国高等教育本身的资源是不足的——这个行业是被最严厉的政策锁定的高度垄断行业，想要接受高等教育，只能进公办高校。掌握了垄断资源的公办学校由此成为予取予求的卖方市场，为权力滥用和腐败创造了社会环境。二、内在原因，和其他领域腐败一样，是由于权力缺乏监督所致。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高校权力结构是以行政管理机构为中心的，而且随着高校独立法人地位的确立，高校行政机构在招生录取、经费使用、学科发展、项目安排、物资采购、干部聘任等方面拥有的自主权越来越多，而作为学校主体的教师学生却难以对此进行任何监督，甚至根本不知道这些机构在干什么。行政机构大权独揽和监督缺位，必然滋生腐败。
面对高校腐败，解决之道其实很简单:外部培育市场竞争，内部改革管理体制。前者是指民间力量按市场体制办学，打破高等教育被权力垄断的局面，以此取消高校腐败的经济前提；后者则意味着校务公开、民主参与、教授治校等，此类方式在西方国家被证明是从管理体制上解决高校腐败问题的不二法门，这可不是什么细枝末节的财务审计所能替代的。
高校是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能够认识到高校腐败根源的人不在少数；而且高校教师和学生也是这个社会最具有民主意识和民主监督愿望的人群之一；学校也提供了教职工代表大会和民主党派等监督渠道，但即使如此，长久以来广大师生依然对发生在眼皮底下的腐败无能为力，不能不说是一种集体的悲哀。
当然，在行政统辖一切的高校体制下，高校领导腐败，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的腐败。但知识分子与腐败也并非毫无关系，因为腐败的发生正是腐败者和不腐败者之间的互动所致，如春晚的一个小品所说:腐败都是“惯”出来的。作为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如果不能阻止发生在身边的腐败，也就无法逃避软弱堕落的指责。龚自珍说:“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士不知耻，为国家之大耻。”我们今天的问题不仅是“士不知耻”，更有“士之无能”——学术腐败可被视为“士不知耻”，而高校领导腐败则强烈地体现出“士之无能”——始终无法摆脱腐败，既不能不腐败也不能反腐败。
知识分子本应承担起社会进步方向的探索者和实践者的使命，至少要成为这个社会的“清流”。之所以作如此要求，是因为知识天然地赋予了人们理性，让人们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权利、争取自己的自由。如果作为社会标杆的知识精英既不能保持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风骨精神，更缺乏西方知识分子自觉批判社会的抗争勇气，那么其他人群的反腐意愿便更付之阙如，腐败横行无忌就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个意义上，“士之无能”，也必将导致“国家之无能”。 作者系广州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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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方报业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