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推荐周恩来到黄埔军校的?(二)

2007-01-24 10:50:28 来源: 南方周末(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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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贤能 荐恩来

当时公开身份的中共党员往往是“跨党”成员,但张申府明确地说自己是“为共产党工作”。只是他在军校的作用并不在本职的“政治教育”上,学校草创,财政艰窘,教材缺乏,政治部闲淡,甚至没有正常的政治课。

张申府所能发挥的作用,在于他利用和廖仲恺等人的关系,将更多的优秀中共党员引进黄埔。他在一封信中说:廖仲恺同志在黄埔军校负责实际筹备工作(引者注:蒋介石离开广州期间,廖仲恺任代理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后担任军校党代表。戴季陶是政治部主任。他们对我非常热情,常请我吃饭,谈军校工作。……谈话之间,他们希望我能够推荐一些在国外学习的优秀学生到黄埔军校来。

廖仲恺和戴季陶都是当时的国民党左派。戴季陶曾是中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张申府的推荐信上共有15人,全是共产党人,位列第一的是周恩来,第二是周佛海。此外还有恽代英、赵世炎、高语罕、沈雁冰、欧阳继修等人,都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精英分子。

张申府与周恩来相识于1920年。张申府到巴黎后,与先期抵达的周恩来重逢,两人经常一起聊天,在互相尊重中建立了私人感情。1921年春,23岁的周恩来经张申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8个发起组织之一的巴黎小组成员。

接到张申府的推荐信后,时在法国的周恩来很快回信,表示愿意回来。张申府将此事报告廖仲恺。廖二话不说,立即答应寄路费。

1924年9月初,周恩来抵达广州。他对黄埔军校表现出极大热情。黄埔一期生刘天回忆说,周恩来到广东之前,“在共产党内的地位,还只是一个地方干部而不是中央干部。但他是很聪明的,他看到了黄埔军校在革命过程中的重要”。周恩来以极大的热忱投入黄埔军校的工作。黄埔军校成为周恩来戎马生涯的起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周恩来是公认第一个认识到中国需要一支革命军队的人。

两个月后,周恩来继任政治部主任。当时的“政治部是个空架子,学校也没有多少真正进步的政治工作可言”。周恩来接手后,逐步使之完善。周恩来聘请了不少优秀的共产党人任政治教官,如聂荣臻、李富春、恽代英、高语罕、熊雄、萧楚女、张秋人等。

周恩来重视发展军校中共党团组织,在他领导下,成立了黄埔支部。在中共党史上,黄埔支部(后改为黄埔特别支部)的地位令人瞩目,支部干事都是精英分子,活动能量极大。

中共在黄埔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也是从周恩来开始的,他利用自己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在黄埔军校秘密发展了一支完全由共产党领导的学生军。在叶挺的协助下,周恩来组织了一支100多人的铁甲车队,叶剑英则组织了另两支亲共产党的连队。日后这些武装力量成为中共发动起义的骨干。

回顾这段历史,毛泽东说过,中共真正“懂得直接准备战争的组织军队的重要性……是从1924年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

形势变化 “开了小差”

张申府虽然是黄埔军校第一位红色教官,但他在黄埔时间并不长,于1924年6月19日便仓促离校了。事后张称之为:“开了小差”。关于这个情节张申府作过一段回忆:

等到开学后不久,一因黄埔不在广州城里,由黄埔到广州坐小汽艇也要一两个小时。我在广东大学教课,本已很忙,这样两边来回跑,实在来不及。再则蒋介石表现出来的刚愎自用的作风,我更看不惯。当时学校本规定,凡有布告都要党代表与校长联名才能发表,可是蒋介石却常常不待廖仲恺来校便发布了。还有那种习惯了的反动军人气焰也更使我难耐,另外这时国民党的右派又渐渐抬头了,戴季陶已经不辞而去,我当然更不能干了。

由于孙中山的信任,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拥有很大自主权,凡校务几乎由蒋说了算,周恩来说,“黄埔军校内的队长都是他的私人,有一次我派了几个左派的人当队长,他就大为不满,撤销任命。”

张申府对蒋介石不满是可能的,但蒋介石的强硬作风并没有直接施加到张申府头上。他的开小差与此时政治局势的变化有关。

1924年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中共决定从思想上、组织上加强国民党左派,反对国民党右派,以使国民党革命化。这个革命化似乎进行得很顺利,当时“差不多一切党部和民众团体的下层组织都充满共产党,尤其军队的党部和政治部更充满共产党”。共产党发动轰轰烈烈的工运农运,被国民党认为“在那里煽动罢工,那无异乎挑动民众向国民党反攻,而且一个政府最大的作用是安定秩序,现在没有一天不罢工,没有一个工会不罢过工”。(陈公博语)当时流行的口号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就是国民党核心组织的优秀成员。这引起国民党右翼的极大不满,反共气氛日益浓厚起来。

1924年6月上旬,国民党在上海找到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三届一中全会关于《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及扩大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决议等中共党内文件。他们发现,中共不仅在国民党内进行党团活动,而且有在国民党左派中发展党员、扩展自身组织的明确目的,他们认为这违反了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会议上所作的“共产党并非党内之党”声明。张继与谢持马上从上海直奔广州,一面与邓泽如等联名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中国共产党人案”,一面质询鲍罗廷。孙中山不顾鲍罗廷“俄国的援助取决于共产党继续参加国民党”的警告,同意在8月召开的国民党二中全会讨论“弹劾中国共产党人案”。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对此反应强烈,甚至提议退出国民党。

按“马林方式”建立的国共合作体制,眼看就要走到尽头了。这种情形下,本来对马林“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方针不以为然的张申府,面对国民党右翼的挑衅更是心生不满。早在1923年法国比扬古大会上,张申府便极力反对统一战线的立场。此时,戴季陶都不能立足,“我当然更不能干了”,更确切地说,张“更不想干”,于是随戴一起跑了,从此离开了黄埔军校。这一“跑”的背后,折射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党与党、党内派与派之争的政治背景。

戴季陶“跑后”不久向“右”转,他的“戴季陶主义”成了国民党新右派的理论基础。张申府“跑后”几个月,在中共四大会议上,因反对继续接受国民党领导而负气退党,这是自喻“宁折不弯”的张申府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1924,大浪淘沙的年代。(李杨)

徐东来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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