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冬在广东的最后一月
一位从业者的失业和红心蛋产业衰败
□本报记者赵威
一场“红心鸭蛋”风波就这样结束了阿冬的这次打工生涯，但笼罩在蛋鸭产业上空的红色阴影却久久未能散去。
整整一个月前，阿冬失业了。
之前，他在广州白云区一家咸蛋加工厂里做工，每月固定工资800元，包吃包住。在这里，阿冬一做就是5年。
同他一起下岗的，还有厂里的十几位兄弟，“生意不景气，老板让自谋生路”，阿冬说。
阿冬没有找到新工作，他终于决定返回浙江老家，这一天是2006年的最后一天。
5年前，21岁的阿冬来到广东打工时，根本不会想到他的首次打工生涯竟然会在一场“红心鸭蛋”风波后嘎然而止。
11月中旬，记者在采访受“红心鸭蛋”事件冲击的咸蛋加工厂时，第一次见到阿冬。当时的加工厂已经停产，阿冬和20多个工人一起挤在休息间里看电视，打发时间。
一个半月后，记者再次来到加工厂时，看电视的工人只剩下了6个；空荡荡的加工车间里死一般的沉寂，只有厂房背后的两个冷冻仓库在超负荷地工作着。
阿冬回到厂里收拾行李。
丢了工作，他却并不怨恨老板，“咸蛋卖不出，呆在厂里也赚不到钱”，阿冬说，厂里的30多个工人已经走了20个，其中一大半是主动离开的，“老板的日子更难”。
阿冬的老板已经回了老家，工厂交给弟弟阿山打理。
阿山还清楚地记得一个半月前工厂突然被迫停产的窘状，“当时都傻了眼，食品厂拒收咸蛋，我们也不敢收鸭农的鲜蛋”。
一周后，广州市场封杀“红心鸭蛋”的禁令解除，阿山兄弟也拿到了来自广州市质检所的权威产品合格鉴定。
但低迷的咸蛋市场却没有如期望迅速回转，反而越陷越深。
“已经48天了，咸蛋一点都卖不动”，阿山说，原来一个月工厂能销售60万－70万个咸蛋和蛋黄产品，现在一个月的销量只相当于原来的3天，下降了90％。
记者在加工厂的仓库中看到两个反差极大的场景：临时存储鲜蛋的仓库空空荡荡，而存放咸蛋和蛋黄的冷冻库却异常拥挤。阿山指着杂乱地放在仓库角落里的空蛋筐说，原来一天能收一车蛋，现在5天也收不齐，冷冻库大约有600万个咸蛋产品压着，排队等候着市场好转。
2006年，广东的冬天很温暖，而阿山兄弟感到了来自市场刺骨的寒冷。
12月初，市场行情依然没有丝毫好转迹象。于是，哥哥北上，返回浙江老家，学习新技术，准备来年工厂转型做皮蛋；弟弟留守，照顾工厂，裁减员工，尽量降低成本。
于是，阿冬下岗了。
阿冬原本很有信心找一份新工作，因为有很多来自浙江缙云县的老乡在广东打拼。
老乡们大多都在做着和养鸭相关的生意，孵鸭苗、卖鸭饲料、收鸭蛋、做咸蛋、做皮蛋。“广东八成以上的鸭蛋生意是我们浙江缙云人在做”，阿冬颇有些骄傲，“有一些已经成了大老板”。
于是，阿冬想起了阿雄，这个江门地区最大的鸭蛋收购商，还做着经销鸭饲料的生意，“听说今年夏天刚刚买了奥迪”。
相比11月中旬，阿雄的生意似乎有了好转。
进入12月，鸭蛋的市场价格开始慢慢地回升，目前已经恢复到“红心鸭蛋”事件之前的价位，但原本市场上畅销的“红心蛋”却越来越少了。
阿雄说，原来他收购的鸭蛋中，红心蛋占了八成以上，而且收购价格也要比“白心”的每斤贵2毛钱。但现在行情完全变了，市场上红心蛋的比例至少下降了60％，价格上也不再有优势。
记者在阿雄的仓库中看到，刚刚收购回来的2万斤鸭蛋中，只有不到1000斤的红心鸭蛋，这与一个半月之前的场面有如天壤之别。
11月16日，记者第一次采访阿雄时，他正为卖到江西的4万斤鸭蛋发愁，那单生意他亏了2万元。
让阿雄没有想到的是，半个月后鸭蛋市场价格的好转却并没有给他带来更多的效益以弥补损失，“因为收蛋量明显减少，原来每天能收3－5万斤，现在最多1万斤”。阿雄说，蛋价的回升主要原因是市场上鸭蛋的供应量大大降低。
在“红心鸭蛋”事件直接影响下，阿雄经销的“红心蛋料”至此一蹶不振，这种添加了一种名为“加里红”食用色素的蛋鸭饲料，每包比普通饲料贵4元，专门用来喂红心蛋鸭。
阿雄说，饲料厂也基本上不再生产红心蛋料，如果客户有需要，只能提前预订。
12月16日，阿雄请老乡阿冬吃了顿饭，两人吃掉500多元。
酒桌上阿雄告诉阿冬，他这里的生意现在也不好做，听说老乡阿岳那里缺人手，建议他去那里试试看。
阿岳的鸭场还真缺人手。去年3月，父亲生病返回老家，原本父子二家共同经营的鸭场只剩下他们夫妇二人。
但是面对阿冬的求助，阿岳同样有心而无力，“一年下来养鸭根本没钱赚，哪敢招工！”
这位阿冬的老乡，在鹤山市址山镇承包近百亩的鱼塘养鸭已经有10年的历史，但却第一次遇到“红心鸭蛋”的风波。
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波使下半年刚刚好转的鸭蛋行情再次跌入低谷，收购价格由原来的3.9元／斤跌到2.7元／斤，“这个价格已经低于养殖成本”。
阿岳回忆，就是这样的低价还没有人肯收，鸭子却每天都在产蛋，于是大量的鲜蛋烂在养殖户手中。短短20天的时间，阿岳鸭场的损失超过万元。
无奈之下，阿岳只好把3000只正在产蛋的蛋鸭当作肉鸭低价卖掉，希望弥补一些损失。
“都是红心蛋惹的祸”，阿岳说，他早已经改喂不添加色素的普通饲料，“红心蛋料”全部退回厂家。
12月上旬鸭蛋市场行情开始好转，但这时阿岳的鸭场中产蛋鸭数量只有原来的一半。面对好行情，阿岳却无蛋可卖，只能看着蛋价一天比一天高。
和阿岳一样，广东的鸭农们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大量淘汰产蛋率下降的蛋鸭。据不完全统计，广东产蛋鸭的数量下降近四成。
还有让阿岳不堪重负的是日益飞涨的饲料价格。据了解，从十月开始，广东鸭料价格已经连涨3次，每包(40公斤)饲料的价格共涨了6.5－7.5元。
12月24日，阿岳对阿冬说，养鸭没钱赚，不敢招工。于是，阿冬只好失望地离开。
12月31日，阿冬带着5年打工省吃俭用攒下的3万元钱，踏上了回家的列车。
一场“红心鸭蛋”风波就这样结束了他的这次打工生涯，但笼罩在蛋鸭产业上空的红色阴影却久久未能散去。
——“红心鸭蛋事件”对色素产业的逼迫
□本报记者钟怡群
4亿元产值，对以此为生的商人们来说，它的失去，是一个噩耗。因此有一个最悲观的结局是：消费者“好色”的饮食偏好将彻底改变，因这种偏好而生的色素产业走向没落。
“事情都过去一个多月了，色素的销量依然没有什么好转。”广州智特奇饲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吴世林埋怨道。
他十多天前刚刚当选为最新成立的广州市饲料行业会首个监事长，但他并没有多大的兴奋。
2006年底一个多月前的“红心鸭蛋”事件依然让消费者谈“红”色变，并且由“红”到直接惧色。受此影响，整个蛋禽产业链一片萧条，身处产业链最上游，面对终端市场的低迷，色素企业毫无办法。
影响到底要持续多久？没有人知道。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越来越来多关于食品安全的负面报道中，这个产值已达4亿元的色素产业前景变得越来越不明朗。
4亿元产值，对以此为生和发展的商人们来说，它的失去，是一个噩耗。因此有一个最悲观的结局是：消费者“好色”的饮食偏好将彻底改变，因这种偏好而生的色素产业走向没落。
没有人能够准确地断定，色素行业的没落和人们对脆弱生命的过分保护，到底是好是坏。至少一个好处是，老百姓的口舌之间，会少了些威胁。
时间倒退一个多月。
2006年11月20日，记者采访广州立达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陶正国，接待记者的是公司的一干重要职员。企业的这种“重视”透露着对色素这个产业前景的担忧。
“幸亏现在是蛋鸭养殖的淡季，否则每个月至少不见100多万元。”陶正国说。
这个公司的红色素——“九州红”，随着红心蛋事件的发生蔓延，销量下降了20％左右。“真不知道这场风波要持续多久，再这样下去，公司就考虑转型了。”陶尽管红心蛋事件逐渐被媒体上的其他事件取代，但是每天都要吃的老百姓并不那么健忘——市场依然没有恢复，陶内心想转型的念头依然存在。
老百姓当然不直接和色素打交道，但是他们吃蛋，而下蛋的鸡鸭，要吃饲料，饲料里，要有色素。
这是饲用红色素生产企业，在这个生物链轰然断裂中的命运缩影。
广东目前从事国产饲用红色素生产的企业主要有三家，除了立达尔外，还有广州智特奇饲料科技有限公司和广州巨元生化有限公司。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进口红色素品牌——加丽素红，这是全球最早亦是最大色素生产企业罗氏公司(已被帝斯曼集团收购)的得意之作。
他们受到的影响大抵都相同。其中智特奇的红色素智特红还是广东省名牌，但名牌并不能幸免于难，智特红的销量还是直线下跌，“销量至少下跌20％”。
就红心鸭蛋事件来说，正规色素企业确实有点冤，因为这两者其实并没有什么联系，尽管都跟颜色有关。
梁皓仪是原罗氏公司在中国的第一个全国区经理，当时推广的是加丽素红，在饲用色素方面，他是国内公认的权威之一。
他说，在养禽及饲料加工业中，通常会添加少量人工合成的类胡萝卜素产品，或经万寿菊花提取、脱蜡、变构、皂化等化学加工程序处理后而得的所谓天然色素。在安全生产规范条件下生产出的这些产品，都是我国农业部批准可以使用的饲用着色剂，其有效成分可统称为类胡萝卜素(早期也有学者习惯称为叶黄素)，而苏丹红是一种红色工业染料，传统上用于溶剂、油、蜡、石油、鞋与地板上光剂的染色，与饲用色素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
然而那些无良的饲养者并不关心蛋心是什么染红，老百姓也不会内行地问“鸡蛋鸭蛋为什么这样红？”
色素具有改善产品的感观的作用。于是，常识开始从这里开始被扭曲：因为这些着色剂必须在健康动物体内才能完成有效的吸收、转化与沉积代谢，就给家禽产品消费者提供了一个大致可靠的判断尺度——只有健康(尤其是消化道和呼吸道健康)的动物，其颜色才会亮泽。
而仅仅为牟取利润的商人来说，这种误解和扭曲，恰恰为他们使用有毒色素，勾引爱色的消费者，提供了极大的可能。
饲用色素的产生跟消费者的饮食偏好有直接关系，像红心鸭蛋、三黄鸡等。畜、禽、水产品的外观颜色取决于所采食的饲料的色素含量和累积。传统的粗养方式，由于饲养期较长，动物机体内累积的色素、味素较多，最终产品的外观色泽非常宜人，消费者乐于接受，产品的价格也高。相反，由于现代育种及饲养技术迅速发展，畜、禽、鱼虾等生长速度很快，产品的饲养期很短，因而从天然饲料中获得的色素累积很少，对消费者缺少吸引力，价格亦低。
据广西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梁明振老师分析，着色剂在饲料业和养殖业中普遍的添加使用，其目的主要有两个：第一，通过着色剂改变饲料的色泽。特别是在日益增加使用非传统饲料原料的情况下，添加着色剂以便掩盖某些非传统饲料原料(如菜籽饼粕等)的不良颜色，迎合用户心理习惯，增加市场竞争力；同时，也起到刺激食欲和诱食的作用。第二，通过着色剂改善畜、禽、水产品的色泽，提高其商品价值。如添加着色剂使肉鸡皮肤变黄，禽蛋卵黄，使牛奶的黄油以及鱼虾等水产品的肉质具有更鲜艳、美观的色泽和更优良的商品性能。
在消费偏好存在以及商家有意无意的倡导下，我国饲用色素产开始蓬勃发展起来。期间经历了从进口品牌一统天下到国产品牌与进口品牌平分秋色的过程。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原罗氏公司的加丽素红几乎是我国饲用色素的代名词。后来智特奇生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金黄素，而后又研发出技术含量更高的红色素，率先实现了饲用色素国产化，并由此推动了国产饲用色素产业的发展，同时使得进口色素价格大大降低，从而降低了整个养殖成本。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饲用色素企业大大小小已经有20家左右，包括出口产品在内，产值已经超过4亿元人民币，其中广东是最发达的地区，全省有5家较为专业的饲用色素企业。
抛开“红心鸭蛋”事件不提，就饲用色素本身来说，关于色素无用论的争议似乎从来就没有停止。
“着色剂对产品的营养价值意义不大，其对饲料产品或养殖产品的作用只是起到一个商品包装的意义。”这是配方师们对着色剂的普遍解析。
即便如此，使用者还是乐此不疲，虽然使用了着色剂的饲料在成本上更高，但是这些成本最终也转嫁到消费者头上。消费者对即将端上饭桌上的食用品色、相上的追求，以及商业上可能附加的利润，饲料企业就不能不添加。
刘铭瑜的观点代表了大多数饲料界人士的观点：如果市场上能接受不添加着色剂的产品，饲料企业必然不会贸然增加成本来添加无用的着色剂。
这其中还包括曾推广过饲用色素的梁皓仪，他坦言，假如这个饲用色素产业不存在了，也不会对养殖业造成大的影响。换句话说，饲用色素产业存在的最大理由就是消费者“好色”的饮食偏好。
不论如何，这场红心蛋事件，将很多人都变成了无辜者。从色素制造业角度来说，如果消费者对食品不再“好色”，则可以免去色素制造对人类潜在的生命和健康的威胁，那么，一个价值4亿元产值的产业前景没落的代价，也许对国民来说，是合算的。
苏丹红卷起一场中国“红”慌
南方农村报 胡亚柱 彭进 黄享荣
李秀芳说什么也不同意接受采访。
此前她的态度有所摇摆，还与一些媒体有过私下接触。可现在，高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都下来了，翻案的希望看来几近破灭。
犯事的是她的丈夫冯永华，2006年12月6日，冯被终审被判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100万元；谭伟棠则被判了15年，并处罚金230万元。
冯永华是广州田洋食品有限公司(下称田洋公司)、广州市食品工业研究所服务公司(下称服务公司)的总经理谭伟棠的助理。
自2005年2月至今，苏丹红事件席卷全球，涉及国内外多家知名企业，受到消费者的广泛关注。
此案被媒体和坊间称为“苏丹红第一案”。
个案虽已了结，但有关食品安全的公众探讨远未结束。
对苏丹红缺乏了解之前，有人甚至认为这是个漂亮的名字。
苏丹红是种人工合成的红色染料，有四种类型，通常只用于溶剂、油、蜡的增色以及鞋、地板增光等方面。
苏丹红还对食品商家存在诱惑。比如，天然辣椒经光照后会褪色，但添加苏丹红后，则会长期保持鲜红，卖相不错。但科学实验显示，食用苏丹红可能造成人类肝脏细胞的DNA突变，从而致癌。有人曾在鼠类实验中得到过确认。
1995年，欧盟等国家禁止苏丹红作为色素在食品中添加。我国也明文禁止。
然而，2005年2月，英国食品标准局查出一种辣酱中使用的辣椒粉含有“苏丹红一号”。而这种辣酱又被许多厂商用来制造食品，其中包括“麦当劳”、“联合利华”和“亨氏”等国际知名的食品生产企业。
很快，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公布数据，全国共有18个省市30家企业的88个样品中都检测出了“苏丹红一号”。
在消费者惊恐不安的心理潮迭起的时候，一场声势浩大的查禁风暴迅速席卷我国。
按照官方的报告和媒体的说法，田洋公司最终被查明是苏丹红的源头。
2005年3月，稽查人员在广州增城市正果镇找到它破旧不堪的厂房，以及七八公里外藏匿的16公斤油溶红、20公斤油溶黄——内含主要物质正是“苏丹红一号”。
据广东省高级法院查明的事实说：田洋公司将油溶红、油溶黄作为配料加入食品添加剂当中，生产出田洋牌“辣椒红一号”复合食品添加剂。同时还以此为基础，生产出“辣椒红二号”、“饼四号”、“天然巧克力色素一号”等复合食品添加剂，顺利销售这些产品23.93万公斤，销售金额达444.9万元。
来自四川内江的小刘如今不再吃辣椒酱。2006年12月26日中午，在广州市状元坊附近的一家桂林米粉馆内，他向记者表明了担忧的理由：“自从看了苏丹红的报道后，心理上一直有阴影，看到太红的调味品就怕。”
相信小刘的担忧并非个案，因为，自2005年2月至今，全国各大媒体从未停止过对苏丹红第一案的关注。而田洋公司的苏丹红产品已被查实销往全国31个省、市。
这是一条令人心惊的销售链。
“辣椒红一号”复合食品添加剂，从广州销往河南后，被河南驻马店豫香调味品有限公司作为原料购进，生产出御香牌特级辣椒粉；御香牌特级辣椒粉被卖给安徽义门苔干有限公司；经过简单的包装后，这家公司的特级辣椒粉又被卖到苏州宏芳香料(昆山)有限公司；在这里，简单加工后变成中辣度辣椒粉，被卖给肯德基的原料供应商——广州基快富食品公司，从而成为“基快富牌香辣鸡”腌料。于是，肯德基的五种产品都被检出含有苏丹红。
而广州辉和科技有限公司正是因为购买了田洋公司生产的“辣椒红一号”作为原料，致使自己的产品——精研科技牌油溶辣椒精也含有苏丹红。这种辣椒精正是亨氏美味源公司生产辣椒油的主要原料。
如今此案终告平息。涉案人员正在服刑，田洋公司位于广州一德路133号的店面也已转手，代之以一家颇为专业的玩具精品行——女店员已不知谭伟棠为何人。
但在此前后，各地类似的苏丹红事件却远未平息。
2006年7月底，国家质检总局在开展一次豆制品质量监督抽查中，湖南长沙天云食品贸易有限公司生产的天云牌香干被检测出含有苏丹红。随后，湖南省质监部门又在市场上随机抽取了十多种辣味熟食制品及辣椒红、辣椒精等添加剂产品检测。结果显示，28件样品中被检出含有苏丹红的产品及原料有7件之多。
2006年11月12日，中央电视台“每周质量报告”揭露的事实则更令人心惊：一些色泽鲜艳、卖相好的红心鸭蛋，含有苏丹红！这些红心蛋冒充白洋淀出产，畅销在北京各大市场和超市。
消费者的神经再次绷紧。
当可怕事实经由官方不断披露后，来自民间的恐慌水涨船高，有关食品安全的话题因此被引爆。
2005年3月29日，新浪网上曾有个75643人参加的调查，其中93.82％的人认为我国的食品安全状况“不安全”。
“你如何看待苏丹红事件以及食品安全管理？”不少媒体还作过多层次的消费者调查。
反馈不一。有人呼吁建立健康体制：“这说明我们的管理体制有问题。食品添加剂属于多头管理，工商、质检、卫生监督所、疾控中心都分管一点。食品安全关乎民生，理应等同于药品监督管理”。
有人认为要加强防范和制裁：“目前我们有些地方的法律制裁幅度还是有所欠缺，如果光是出了问题才去查处，那就像隔靴搔痒”，“看到这么多‘涉红’案件，一直存在一个疑惑：此前，管理部门到哪里去了？看来，职能部门首先要建立相关预防机制”。
还有人建议消费者提高自己的鉴别能力：“越是方便的东西，食品添加剂越多。一定要选择吃新鲜的东西”，“凡是使用食品添加剂的企业无一不是受利益驱动。除了有关方面加大查处力度，最终还是要消费者自己提高鉴别能力”。
而法律界还有人对苏丹红第一案进行了思考和探讨。
一审判决后，谭伟棠、冯永华曾强烈表示：“不服！要上诉！”其家人也在法庭内大叫“不公”，激动时甚至将法院的垃圾桶弄翻。
谭伟棠的上诉状中，则认为一审判决“完全忽视了对上诉人有利的情节及事实，只强调影响恶劣，而对上诉人量刑畸重”。
“我相信这起案子判决公正。然而，作为职能部门，更多的努力应放在常态监管、打击上。从源头抓起，也许更为理性、有效。”一位法律界人士这样评论。
(石磊对本文有贡献)
(南方农村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