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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当下中国电影还不如文革时期

2007-01-10 08:42:53 来源: 中青在线 网友评论 0 进入论坛
  •   核心提示:去年9月,36岁导演贾樟柯借《三峡好人》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年末,《三峡好人》与张艺谋执导的“大片”《满城尽带黄金甲》同期上映,随即贾樟柯与《满城尽带黄金甲》制片人张伟平爆发论战。贾樟柯接受独家专访,希望以更加严肃的讨论表达其立场。

特稿早前报道:中国大片,钱砸出来的垃圾?(新民周刊)

贾樟柯:做电影,是我寻找自由的一个方法(南方人物周刊)

一开始他们就跟行政资源完全结合在一起。如果没有行政资源的帮忙,他们不可能形成这样大的垄断,而使中国银幕单调到了我觉得跟“文革”差不多。“文革”还有8个样板戏,还有一些小文工团的演出,而现在一年只剩下两三部大片了

今天商业大片在中国的操作,是以破坏我们需要遵守的那些社会基本原则来达到的,比如说平等的原则,包括它对院线时空的垄断,它跟行政权力的结合,它对公共资源的占用。中央电视台从一套开始,新闻联播都在播出这样的新闻,说某某要上片了。 随之而来,它的法西斯细菌就开始弥漫

我觉得需要谈到电影分级制度。《满城尽带黄金甲》在美国都被划为青少年不宜观看的影片,为什么跑到我们这儿就可以甚至是鼓励青少年去看呢?问题就在于,一个规定,它总是因人而异的

我感到痛心的是,许多比我有话语权的导演,从来不做这种事情。中国电影的分级制度为什么还出台不了?所谓技术审查的弊端,为什么就没人在更大的场合讲出来?那些大导演比我有发言权多了,也有影响力多了,他们有政协委员之类的头衔,有发言渠道,却从来不推动这些事情

我们作为导演,共同面对的中国电影环境变得千疮百孔,问题特别多。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中国真正有价值的电影,完全被所谓商业电影的神话所笼罩

《中国青年报·冰点》记者 徐百柯

贾樟柯影片大多将镜头伸向底层社会《三峡好人》花絮(南都周刊 供图)

《满城尽带黄金甲》宫女服装问题一直是一个争议 更多图片点击>>>

谁来捍卫电影

记者(以下简称“记”):最近你的发言明显多了,而且时有尖锐之语。而你原来给大家的印象比较低调,比较温和。是这样吗?

贾樟柯(以下简称“贾”):对,话越来越多了。我们作为导演,共同面对的中国电影环境变得千疮百孔,问题特别多。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中国真正有价值的电影,完全被所谓商业电影的神话所笼罩,完全没有机会被公众所认识。很多人说,贾樟柯的话现在这么多,不就是发行一部片子吗,至于这样吗?我觉得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实际上机会对我来说还是非常多的,包括商业上的机会,包括我们的销售,就是说不管票房好或坏,我的电影还是有机会在银幕上跟观众见面的。并不是说我自己的生存环境有多么恶劣,而是我看到一大批刚拍电影的年轻导演,他们的生存环境太恶劣了。这个恶劣,一是说银幕上没有任何一个空间接纳他们,再一个,有一部分电影甚至完全被排斥到了电影工业之外。

记:什么原因呢?

贾:有很多优秀电影,比如说它是用DV拍的,技术审查规定DV拍的不能够进影院,就连16毫米胶片拍的也不允许进影院,必须是35毫米胶片或者是很昂贵的高清拍摄的才能进入院线系统。

实际上这样的技术门槛完全没有必要。大家都明白,现在拍电影选择什么材料,导演应该是自由的,这种材料拍完以后,影院接受不接受,应该是一个正常的市场检验行为,而现在却是行政行为,很不公平。它把很多导演拦在了电影工业之外,他们没有机会进入中国电影的这个系统里面,只能永远被边缘化。

这种情况的存在,我们呼吁了很久,但得不到任何回应。而很多在电影行业里有影响力和发言权的名导演,却没人站出来说话,眼睁睁看着那么多年轻导演得不到任何空间,不得不走影展路线,然后反过来他们又骂年轻导演拍电影只是为走影展。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像我刚开始拍独立电影的时候,媒体还在文化上非常认同这种创作,也愿意用媒体的资源来为这些电影做一些文字上的介绍。但到了这一两年,特别是大片盛行之后,整个价值观完全被它们改造之后,我们要在媒体上寻找几行关于年轻导演、以及他们作品的文字介绍,已经难得一见了。

整个社会给刚拍电影或者想拍电影的年轻导演的机会越来越少。这种状况我观察了将近两年时间,到去年年底的时候,我觉得必须讲,必须说出来。

我感到痛心的是,许多比我有话语权的导演,从来不做这种事情。中国电影的分级制度为什么还出台不了?所谓技术审查的弊端,为什么就没人在更大的场合讲出来?那些大导演比我有发言权多了,也有影响力多了,他们有政协委员之类的头衔,有发言渠道,却从来不推动这些事情。我之前还一直幻想着,觉得应该有更有能力的人来担负起这个责任,但我很失望。我并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什么人物,或有多大影响力。所以,我的方法就是乱嚷嚷一气。

大片里弥漫的“细菌”

记:我本人很喜欢你的电影。但是坦率地讲,我没有去影院看《三峡好人》,而是买的碟。我倒是为《满城尽带黄金甲》贡献了几十块钱的票房。据我所知,很多人喜欢你的电影,但都是买了碟在家细细欣赏,而不是去影院。

贾:你想说为什么会这样,是吧?

记:是啊!这似乎成了一种普遍状况,出了影院就开骂大片,而内心真正喜欢的影片,却没去影院贡献票房。

贾:今天我们面临的情况是,所谓高投入高产出,电影惟利是图的观念,已经非常深入人心,它形成一种新的话语影响,一种大片神话的话语影响。

说到商业大片,首先我强调我并不是反对商业,也不是反对商业电影,相反我非常呼唤中国的商业电影。我批评商业大片,并不是说它大。电影作为一个生意,只要能融到资本,投入多少都没关系,收入多高都没问题。问题在于它的操作模式里面,具有一种法西斯性,它破坏了我们内心最神圣的价值。这个才是我要批评的东西。

今天商业大片在中国的操作,是以破坏我们需要遵守的那些社会基本原则来达到的,比如说平等的原则,包括它对院线时空的垄断,它跟行政权力的结合,它对公共资源的占用。中央电视台从一套开始,新闻联播都在播出这样的新闻,说某某要上片了。

这种调动公共资源的能力甚至到了,一出机场所有的广告牌都是它,一打开电视所有的频道都是它,一翻开报纸所有的版面都是它。当全社会都帮这部电影运作的时候,它已经不是一部电影,它已变成一个公共事件,随之而来,它的法西斯细菌就开始弥漫。这并不是耸人听闻,这是从社会学角度而言。

对于大多数受众来说,就像开会一样,明知道今天开会就是喝茶水、织毛衣、嗑瓜子,内容都猜到了,但还得去,因为不能不去。大片的操作模式就很像是开会,于是形成大家看了骂、骂了看,但明年还一样。

电影的运作,如果是以破坏平等和民主的原则去做的话,这是最叫我痛心的地方。此外,在大片运作过程中,它所散布的那种价值观,同样危害极大。这种价值观包括娱乐至上,包括诋毁电影承载思想的功能等等。

我记得当时大家在批评《十面埋伏》的剧本漏洞时,张艺谋导演就说,这就是娱乐嘛!大家进影院哈哈一笑就行了。包括批评《英雄》时,他也说:“啊,为什么要那么多哲学?”问题在于《英雄》,它不是没有哲学,而是处处有哲学,但它是我们非常厌恶、很想抵制的那种哲学。可当面对批评时,他说我没有要哲学啊!你处处在谈天下的概念,那不是哲学吗?你怎么能用娱乐来回应呢?这样的偷换概念,说明你已经没有心情来面对一个严肃的文化话题。这是很糟糕的。

大片的制造者们始终强调观众的选择、市场的选择。但问题是,市场的选择背后是行政权力。至于观众的选择,其实观众是非常容易被主流价值观所影响的。有多少观众真正具有独立判断?我觉得文化的作用就是带给大众一种思考的习惯,从而使这个国家人们的内心构成朝着一个健康的方向发展。

大片里面娱乐至上的观点、金钱至上的观点、否定和诋毁思想承载的观点,深刻地影响着大众。然后,他们会替大众说一句话:大众很累,非常痛苦,需要娱乐,你们这样做是不道德的,为什么还要让他们看贾樟柯这种电影,还要讲生活里面不幸福的事?

记:我可以告诉你我一个同事的表述:贾樟柯拍的电影太真实了,真实得就和生活一样。可生活本身已经够灰头土脸的了,为什么我们进影院还要看那些灰暗的生活呢?电影不就是梦吗?

贾: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有疑问的话,那基本上是取消了文化的作用、艺术的作用。为什么人类文化的主体、艺术的主体是悲剧?为什么人类需要悲剧?这些基本的问题,还需要我回答吗?我特别喜欢刘恒作品里的一句话,他在谈到鲁迅时说,鲁迅文章里面无边的黑暗,照亮了我们的黑暗。

艺术的功能就在于,它告诉我们,有些既成的事实是错的。我们之所以通过影片,继续面对那些我们不愉快的既成事实,是因为我们要改变,我们要变得更幸福、更自由。就像我在威尼斯所讲的,直到今天,电影都是我寻找自由的一种方法,也是中国人寻找自由的一种方法。而无限的娱乐背后是什么呢?说白了,娱乐是无害的,这个社会鼓励娱乐,我们的体制也鼓励娱乐。

记:你多次提到过,目前你手里不缺好的剧本。而国产大片最被人诟病的恰恰就是,投入那么多钱,竟连一个完整的故事都讲不好。编剧们贫乏到只能借助《雷雨》,甚至《哈姆雷特》的故事框架展开情节。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贾:现在中国的电影里面,编剧的工作基本上就是落实导演的品位和欲求。编剧除了编剧技巧之外,还要看导演想表达的东西。一个货真价实的观念也好,一种对生活的独特发现也好,或者寻找到一个观察生活的新角度也好。我觉得缺少这些的话,技巧再好也是贫乏的。

商业逻辑的俘虏

记:这种“大片”格局是怎么形成的呢?

贾:我翻了一下前几年的资料和记录,我觉得是从几位大导演尝试改变的时候出手不慎开始的。他们开始转型的时候,并没有以一种更开阔的艺术视野去面对自己的转型,几乎都是以否定自己原来坚持的价值、否定艺术电影的价值,以一种断裂的方式,进入到新的类型里面的。当时他们在创作上,在艺术电影的创作上,都处于瓶颈阶段,都处于需要自我超越和自我更新的阶段。但他们没有精力和意志力去超越自己的瓶颈,他们转型去做商业电影。而那个时候,恰恰是一帮年轻导演在国际舞台最活跃的时候。

记:为什么他们无一例外都被商业逻辑所俘虏?

贾:就我的研究和观察,我觉得他们几位始终是时代潮流的产物,他们没有更新为一种现代艺术家的心理结构。比如说从《黄土地》开始,到《红高粱》,这两部影片,这两位导演,他们的创作都是时代潮流的产物。

记:据我所知,你很推崇《黄土地》?

贾:对,我非常喜欢。但这里头我们不是谈具体个人或是评价具体的作品,而是把它放到社会史的角度去考察它背后的文化因缘。那么你会看到,实际上《黄土地》是融入到整个寻根文学,以及上世纪80年代那个大的思潮里面,它是那个大的思潮在电影上的实践。一路过来,到《红高粱》的时候,1987年前后,改革经过很多波折,那个时候,改革过程中的强者意识、英雄意识、精英意识非常强。《红高粱》中所展现出来的所谓酒神精神,跟整个社会思潮的要求非常符合。

回过头去看,他们的作品,无一例外,都是从当代文学作品中改编过来的。这也暗合了这样一种观察,就是说,他们通过文学的牵引,来形成他们的讲述,这种讲述背后,是时代潮流。他们几位导演所透露出来的独立思想力,独立判断力,都是有限的。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突然迎来一个思想多元、价值多元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我觉得,他们的创作开始迷失了。他们找不到一个外在的主流价值来依托,因为主流价值本身被分裂成许多矛盾的、悖论的东西。这时候,有一个主流价值出现了,就是商业。商业变成英雄。整个社会都在进行经济运动,经济生活成了中国人唯一的生活、最重要的生活,从国家到个人。经济的活动一统天下,而文化的活动、思想的活动完全被边缘化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制作商业电影,高投入高产出的电影,就变得师出有名。从出发点上它有了很好的借口,这个借口就是中国需要建立电影工业,它有一个工业的合理性,很理直气壮。

于是张艺谋、张伟平他们,摇身一变成为抵御好莱坞的英雄。他们说,如果我们不拍电影,不拍商业大片,好莱坞会长驱直入,中国电影就死掉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蛊惑人心的说法。难道你不拍电影中国电影就死掉了吗?

因为商业上的成功,于是他们的功名心也膨胀到了无限大。可问题在于,当他们进行商业操作的时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市场的成功,从一开始他们就跟行政资源完全结合在了一起。如果没有行政资源的帮忙,我相信,他们不可能形成这样大的垄断,而使中国银幕单调到了我觉得跟“文革”差不多。“文革”还有8个样板戏,还有一些小文工团的演出,而现在一年只剩下两三部大片了。

这种集中资源,集中地获得利益,给中国电影的生态造成了严重破坏,大量年轻导演的影片根本无法进入影院。

(中国青年报) ving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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