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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研究

2006-12-11 20:59:41 来源: 北方网  网友评论 0 进入论坛

三、政策的复杂运用

政策的原则终究要落实到现实,而且,现实的运用也许比空泛的阐述更能体现其实质。在大方针明确的情况下,政策在具体实施中,其措施和手段常常是多变的,表现出来的内容往往比政策本身更丰富、更复杂。“攘外必先安内”在这一点上表现得至为明显。按照蒋介石自己的解释:“所谓革命外交之不同于通常外交者,即在不被动而能自动,不固执而能因应,应刚则刚,应柔则柔,能伸则伸,当屈则屈,完全以变动不居的方略来实现不可变易的目的。”(5)这是从总的方针上谈策略与原则的统一,而事实上,蒋介石对该政策的解释及其内涵,本身就处在一个不断摸索的过程中。

30年代前期与“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关系最为密切的几大事件是“九一八”、“一二八”和长城抗战。蒋介石虽然在“九一八”后反复强调“攘外必先安内”,但在蒋看来,“九一八”的处理并不代表“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真义,这一判断,和当时华北、东北的特殊

(1)参见杨天石《1935年国民党内的迎汪倒胡暗潮》,《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

(2)沈钧儒等:《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生活知识》第2卷第6期,1936年8月。

(3)汪精卫:《最后关头》,《汪精卫先生抗战言论集》,独立出版社1938年版,第8页。

(4)蒋介石:《爱民的精义与教民的宗旨》,《庐山训练集》,新中国出版社1947年版,第186页。

(5)《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外交评论》第3卷第11、12期合刊,1934年12月。

情势紧密相关。东北易帜后,国民政府获得对东北的名义控制权,实权则操于张学良之手,尤其1930年张拥兵出关助蒋击破冯阎后,势力向华北伸展,握东北及华北部分地区财、政、军权于一手,蒋对之更退避三分。日军向东北发动进攻后,蒋对抵抗缺乏信心,哀叹:“天灾频仍,匪祸纠缠,国家元气,衰蔽已极,虽欲强起御侮,其如力不足何!”(1)而张学良则在南京中央默许下,指示所部不抵抗,坦言:“余窥透日军拟在满洲有某种行动后,即下令部下倘遇日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抗拒,须将军械子弹存入库房。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余立时又下令收缴枪械,不得作报复行动。”(2)因此,蒋、张事后都有推脱责任之说,蒋的说法是,东北“在号称统一的政府之下失掉,我们应该负责任,不过……在东三省与热河,过去都没有在革命势力之下统治着,革命的主义不能在东北宣传。照这样说,这回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和热河,我们是不能负责的。”(3)张则在致胡汉民函中暗示:“负最终之责任者当别有人在”。(4)不过,“九一八”前东北的半独立状态,究竟使蒋有推托的借口。后来他曾谈到自己“于淞沪停战之后,宣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5),将“九一八”摒于“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之外,此似应别有深意。

相对而言,一二八事变时,“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真实态度得到比较充分的反映。事变爆发时,蒋虽仍是在野之身,但已实际负起领导全局的军政责任。1月30日,他发出通电,号召全军将士“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与“暴日相周旋”。(6)2月初,令张治中率中央军精锐第五军开赴前线参加战斗。随后又主持召开徐州军事会议,部署对日抵抗,声言如日本不肯撤兵,“我方只有抵抗到底”,军事发展“究至如何程度,均难逆料”。(7)表现出一定的抵抗意愿。这些都表明,蒋介石虽以“攘外必先安内”为基本方针,但强调安内并不等于无条件放弃攘外。

当然,和“攘外必先安内”基本立场相应,蒋介石此时并未真正决心与日本全面作战。战争爆发后他一再表示,只要不丧国权,不失守土,即应趁早收手,“避免再与决战”(8),希望把事变限制在局部范围。为此,他迟迟不愿向上海增兵,避免刺激日方,即使调派第

五军参战,也指示“必须让功于十九路军”,“如外间不知我八十七、八十八两师同在苦战,正吾人所求之不得者”(9),用心十分深密。其精神实质如他后来总结的,是“所谓节节抵抗的消极战术”(10),即以抵抗表明中国领土“不能无代价的放弃”(11),而在一定的抵抗后即努力寻求妥协,尽力避免全面冲突。抵抗既有象征性,也有对日警告,使日本知难而退的意味。对蒋而言,这时他还不认为日本有全面威胁其生存的危险,对抵抗收复失地更无信心。因此,无论从威胁程度,抑或他所相信的轻重缓急,安内的重要性都超过攘外,抵抗的目标终究还是要为安内求得时间。

安内是中心,是基本点,攘外必须在可控制的有限范围内进行,起码在30年代初,这确是蒋介石的政策基点。然而,作为当政者,蒋介石事实上不可能将其决策束缚于一个简

(1)蒋介石1931年9月19日日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1册,第275页。

(2)张学良9月20日之谈话,《国闻周报》第8卷第38期,1931年9月。

(3)蒋介石:《对江西“剿共”中路军将领的训话》,《长城抗战史料选辑》,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83页。

(4)转引自杨天石《胡汉民的军事倒将密谋及胡蒋和解》,《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1期。

(5)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9卷,第61页。

(6)蒋介石告全国将士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1册,第435页。

(7)蒋介石1932年2月16日致宋子文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1册,第453页。

(8)何应钦转报蒋介石对沪事意见致蔡廷锴等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外交(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682页。

(9)《陈布雷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8*9页。

(10)(11)《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外交评论》第3卷第11、12期合刊,1934年12月。

单的判断,而必须根据形势随时调整政策,具体的时间、地点、场合,攘外安内的顺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1933年发生的长城抗战,即清晰地体现出其政策的多面性。

东三省失陷后,国民政府对日军下一个侵略目标热河十分重视。1932年6月,汪精卫专程北上,与张学良商议热河问题。7、8月份,蒋介石又多次电达张学良,提出:“热河问题,不得不从速解决,以后治乱关键全在乎此。”(1)催促张学良先发制人,出兵控制热河,但均不见下文。8月6日,汪精卫发出鱼电,指责张氏在兵力充分和地理便利情况下,“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借抵抗之名,以事聚敛”,直言要张“辞职以谢四万万国人”(2),闹出南京政府的政坛风波。对蒋、汪这些表态虽不能估计过高,但至少反映了在严重民族危机下,其一方面以安内为重心,另方面也确有攘外的准备和行动。

1932年底,日寇图热日急,蒋介石密备部队准备北上,同时致电张学良指出:“今日之事,惟有决战,可以挽救民心,虽败犹可图存,否则必为民族千古之罪人。”(3)1933年3月热河失陷后,蒋介石北上保定,指挥长城抗战,中央军第一次在对日战争中使用于华北战场,同时,正在江西进行的第四次“围剿”也草草收场,部分主力北调转用于华北地区。(4)战局最紧急时,蒋介石甚至拟将负责拱卫南京的最精锐部队第八十七、八十八师北调,“以为背城借一之计”(5),准备死守平津,绝地求生。他表白:如不奋起抵抗,“不惟世界之大无吾人立足容身之地,且为千秋万世后民族之罪人”(6),传达出他内心对政权存废、民族兴亡乃至自身千秋毁誉的忧思。

长城抗战是“九一八”后、“七七”前中日间进行的规模最大、时间最久的一次武力交锋,最后虽仍以中国的退让妥协告终,但中国政府的抵抗意志得到更为充分的体现,日本此后也不得不有所戒惧。

从上述一系列事实看,“攘外必先安内”,有违背大众意愿、消极抵抗的一面,也有权衡整体国力,在当时形势下不得已的隐衷;有对内镇压和武力反共的迫切要求,也有最后关头准备起而抵抗的决心。在简单的六个字后面,体现着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内外交困局面下应付时局的一种复杂无奈的抉择。这些,既影响了抗战大业的迅速展开,又为“攘外必先安内”留下了日后向抗日方向演化的内在因素。而政策中心何时可能转向攘外方面,安内成效的判断至关重要。

四、“安内”的内涵

“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中,安内始终是这一政策的基本点,而攘外的可能性则取决于安内的判断。因此,安内安什么、怎样安,是“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核心问题。

30年代,蒋介石所说的安内,具体看,大致包括如下数层:首先是以武力镇压中共武装,消弭中共的内在威胁,确立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其次是驯服党内、国内的反对派,尽力削弱地方实力派,扩展中央统一力量,必要时不惜动用武力;再次为安定社会,充实国力,增强抵御外侮的能力。汪精卫曾将之归纳为三条:“一从政治上经济上致力统一,以形成整个的对外体系。二对于赤匪之骚扰后方,牵制兵力,予以扫除,俾无后顾之忧。三尽

(1)蒋介石1932年7月5日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1册,第559页。

(2)汪精卫致张学良鱼电,《国闻周报》第9卷第32期,1932年8月。

(3)蒋介石1932年12月25日致张学良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1册,第563页。

(4)当时,蒋曾明确表示:“此时以稳定抗日战线,加强北方防御,为目前之急务;至于江西剿匪,则只有付诸湘粤各军,逐渐紧迫而扑灭之。”(蒋介石1933年3月28日日记,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9册,第88页)

(5)蒋介石1933年4月22日致何应钦电,《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7卷,第74页。

(6)蒋介石1933年3月6日致张学良、何应钦等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1册,第614页。

可能的努力谋物质上之建设,以期抗战力量之增强加大。”(1)大致说出了“安内”的基本内涵。

30年代前期“安内”的最主要内容是对付中国共产党。30年代初,蒋介石对这一点强调最多,也最直截。他多次提到:“我们要抗日,必先消灭赤匪,安定国本。”(2)在蒋反复灌输宣传下,这一认识在国民政府内一度有相当广泛的市场。张学良表示:“不安内,便不能攘外,要安内,必先剿灭赤匪,只有在扑灭赤匪以后,全国上下才能结成一致的对外战线,才能收复失地。”(3)国民党宣传干将刘健群认为:“‘攘外必先安内’,这是事实。国内社会不安定,政治不上轨道,当然没有力量去抵抗外侮。”(4)国民党人在中共建立苏维埃政府,与其全面对抗背景下,以武力“剿共”为理所当然,并视之为安内的最基本工作,“安内的工作,不止一端,而剿灭赤匪,为一切安内大计的前提,也可以说是一切安内大计的预备工作。”(5)

安内的另一目标是驯服各反对派,稳固中央政府统治。蒋自上台后,即设法削弱民国以来形成的地方长期割据局面,将权力收归中央,中央与地方间不同程度和规模的对立乃至战争持续不断。比较而言,“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成立后,蒋对国民党内部争端相对慎用武力。1931年拘胡事件中,当两广方面集合力量,公开宣告反蒋时,蒋即于5月亲往探视胡氏,以示退让。6-9月,又数次发布书告,声明:“不愿国境之内,再启战祸。”(6)九一八事变后,更明确向粤方示好,派人携其亲笔信南下讲和,为双方实现合作作了铺垫。1933年察哈尔事件,蒋、汪军事与政治并举,达到威逼冯玉祥离开察哈尔同盟军,使同盟军迅速瓦解的目的。两广事变中,蒋虽也时动杀机,但主旨仍在避免使用武力(7),当时奔走蒋、桂间调停的刘斐回忆,蒋的真心“是要和”(8)。周恩来致蒋介石函中也注意到:“先生解决西南事变,渐取停止内战方针,国人对此,稍具好感。”(9)由于有日本压迫的民族危机,蒋虽然继续从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竭力削弱地方权力,加强中央政府的控制权,但总的看,对党内争端的态度明显和缓。其目标也具两重性,既有集中力量,统一国家的合理要求,也有寻求至上权力的私心。

考虑到攘外“最后关头”的需要,安内的最本质内容实际还应是安定社会、充实国力、培育民族精神,这是在未来民族战争中中国能坚持下来并最终获胜的基础。对此,国民政府也有所注意。蒋介石指出:“在今日谋国急务,非健全内政、先巩固基本地区及强固基本军队不可。”(10)将健全内政作为安内的重要方面。1932年12月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通

(1)汪精卫:《对于黄膺白先生之回忆》,《黄膺白先生故旧感忆录》,第169页。

(2)蒋介石:《爱民的精义与教民的宗旨》,《庐山训练集》,第186页。

(3)张学良:《告将士书》,《张学良文集》第2册,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729页。

(4)刘健群:《热烈的欢迎与诚恳的希望》,《欢迎蒋委员长剿赤凯旋特刊》,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处1933年编印,第1页。

(5)饶荣春:《鄂豫皖剿匪军事的胜利》,《欢迎蒋委员长剿赤凯旋特刊》,第9页。

(6)蒋介石:《为吁求和平告全国同胞书》,《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0卷,第152页。

(7)当时,蒋在有关电文中强调:“今日之国事,厥在巩固国本与力避内战。”“中央不但无加兵两广之意思,而且无防备两广之用心。”表示,如粤、桂不主动进犯湘、赣等省,则“亦决不令其他各省军队越入粤、桂。”(分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3册,第48、50页。)据徐永昌记载,1935年12月他曾告蒋“中央对两广仍须当心,蒋极言两广毫无问题,并嘱余致意阎先生。”(《徐永昌日记》第3册,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1年版,第348页。)据此看来,蒋之表态当不纯为虚饰之言。

(8)刘斐:《两广“六一”事变》,《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第26页。

(9)《`周恩来关于大敌当前亟应团结御侮致蒋介石信》,《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141页。

(10)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9册,第21页。

过的《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具体阐明了安内的这一层意思,要求尽力达到“全国人力集中,各尽其才,俾得内部相安,共御外侮,及调节中央与地方之关系,消弭一切内战。”(1)根据中国对日防御的战略态势,四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决定将物质建设发展重心放在内地,要求“于经济中心区附近不受外国兵力威胁之区域,确定国防军事中心地”。(2)五全大会又明确提出“兴实学以奠国基”、“弘教育以培民力”、“裕经济以厚民生”等“建设国家挽救国难”的十项要计(3),在财政、金融、交通、精神文化教育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安内的这一项内容既是政府责无旁贷的责任,也和民众的强烈愿望相应,基本符合对日作战的需要,显然具有积极意义。

“安内”的如上三内涵,决定了其既有维护统治、镇压反对力量的私心,也有充实国力、安定社会、准备对日抵抗的要求。客观地说,作为一个全国性政府,提出安内的主张应无可非议,在急迫的民族危机背景下,安内更是迫在眉睫的基本诉求。要成功抵御日本侵略,统一国家和充实力量的确不可或缺,这也是包括中共在内的各政治力量的共识:“统一之局,迟迟不成,内外人心,惶惑无定,以之对外,如何有力。”(4)“要抗日就要和平,无和平不能抗日。”(5)问题的关键在于,面对国内动荡不安的现实及日本侵略的步步深入,安内究竟应以什么为中心,并应如何实现。

其实,无论就攘外或就安内言,安定社会,充实国力都是最本质、最迫切的,蒋、汪自己承认:救亡图存“治本则莫急于生产建设”(6)。但是,恰恰在这一环节上,30年代前数年的安内实践未见大的成效。当时,每年用于“剿共”及内战的军费开支达全国预算总支出40%以上(7),大量财力物力投诸“剿共”军事和其他内战中,建设经费寥寥无几,致使生产建设及国防准备均乏善可陈。造成这一局面,国民政府武力和高压的安内方式不能不负相当责任,这种“一面准备而一面自相消耗”(8)的安内,使安内相对进步的一面难以真正发挥。应该说,正是在安内的方式上,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选择有着严重问题。 徐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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