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这个问题很简单。制度层面上尽可能与国际惯例接轨，并不等于不要民族特点，不要民族文化。民族特点、民族文化是私人的东西，只要在制度上保障个人自由，个人有充分的选择空间，民族特点、民族文化就一定能在人民中间生根发芽，就一定能传承下去。
政府当然也有责任。例如，保护文化遗产，确保文化发展的自由空间，如此等等，要做的事情很多。
笑蜀：你的意思是说，个人偏好可以有东西方之分，但制度只是个工具，不存在姓西姓东的问题？
袁伟时：对啊。人类文明进展到今天，形成一个共同的制度结晶。制度就是规则，现代文明规则是人类文明的精华，对它需要敬畏，需要珍重。中国政府坚决参加WTO，在两个联合国人权公约上签字，是非常明智的制度选择。
对法治的虔诚信仰是民主的根基
笑蜀：制度结晶或者说文明规则就好像一条大路，无以计数的人走了几千年，碰了无数次的壁，付出了无数的鲜血和生命才踏出来的。走这条大路最安全，最便捷，这已经是人类共识。
这里我想问的是，在这个问题上，孙中山是怎么思考的？
袁伟时：应该承认，孙中山一直坚持民主共和是自己为之奋斗的理想，所以他才强调“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是孙中山非常可贵的精神，但也有宝贵的教训。
一是空想。比如他在《民报》发刊词中就说：“吾国治民生主义者，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对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过非常准确的评价：“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在民主主义任务上面去完成，这叫做‘毕其功于一役’，那就是空想。”孙中山主张的“五权宪法”，空想色彩同样突出，所以在民国初年无人理会，对民国初年的制度建设没有什么影响。
二是总想搞自己的特点。他一方面要顺应世界潮流，另一方面，又总想根据自己国家的所谓特殊情况，设计出一套不同于欧美并且远远驾乎欧美之上的社会政治制度。但他设想的完美的社会政治制度，并没有长期的和大规模的社会实践作为基础，不是社会客观现实的自然总结。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依靠个人的天才想象，闭门造车了。后来国民政府按照他的设想，搞所谓五权宪法、五院制，国民大会，军政、训政；机构上叠床架屋，制度漏洞很多；不但给后来的运作带来很多麻烦，更成了蒋介石国民党独裁专制统治的理论根据。
三是不理解民主共和的真谛是保障公民的个人自由。他在晚年公开提倡个人不能有自由，只能讲国家的自由。这也给蒋介石利用了，成为摧残公民权利、实行专制统治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