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袁 蕾
１９９３，她应邀到中国社科院演讲，场内场外人山人海，一位学意大利语的学生抢到了提问机会：“我不是来问问题的，因为我一直读你的书，我已经知道答案了，我到这里来是为了感谢你，你教给我两件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勇气和自由……请你不要死，我们非常需要你。”
１３年后，她还是死了。
９月１４日，与乳腺癌斗争１４年后，作家、新闻记者奥莉娅娜·法拉奇在家乡意大利佛罗伦萨一家小诊所去世，享年７７岁。去世前４天，法拉奇执意从已经居住１０多年的美国纽约回到佛罗伦萨。
前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现任意大利总统乔治·纳波利塔诺说：“我们失去了一位享誉全球的记者，一位取得了伟大成就的作家，一位在文化战场上满腔热情的领军人物。”
《华盛顿邮报》的讣闻说：“面对妇女权利、战争中的暴行和荒诞等禁忌话题，她的声音坚毅果敢。这让她深受左派读者的欢迎，尤其是那些像她一样蔑视权威的人。”
《纽约时报》的讣闻说：“奥莉阿娜·法拉奇是一个善于解剖权威的采访者，一个善于打碎偶像却让自己成为偶像的记者。”
“走后门”采访邓小平
“过去你们到处都是毛泽东画像，这次我来，只看到３张毛泽东画像。”
“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中国人民把一切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但我听说中国人说“四人帮”时，伸出的是五个手指。”
１９８０年８月２１日，法拉奇采访时任中国副总理的邓小平，采访开场提问尖锐和直接，在之后２０多年里，被中国新闻学子奉为经典。邓小平在３天内接受同一个记者两次采访，更被当作了传奇。
“邓小平之前并不知道法拉奇是谁。” 当时外交部高级翻译施燕华被任命担任那次采访的翻译，她清楚地记得，法拉奇之前曾两次申请采访邓小平，都没有通过，“她能采访到邓小平，是佩尔蒂尼给她走了后门。”
法拉奇采访邓小平的过程也可以写进新闻教科书，施燕华回忆：１９８０年，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法拉奇敏感地认为邓小平是中国的核心，虽然此时中国的一把手还是华国锋。两次申请采访邓小平碰壁之后，法拉奇得知，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９月要访问中国，法拉奇的父亲跟佩尔蒂尼是朋友，她跟佩尔蒂尼私交也很好，于是央求佩尔蒂尼向邓小平推荐，理由是为佩尔蒂尼访华“做舆论准备”。
佩尔蒂尼亲自给中国大使打电话给法拉奇“担保”：法拉奇是个严肃的记者，对中国非常友好，对中国的改革开放非常感兴趣，希望能安排“独家访问”。
邓小平欣然接受采访，他并不知道谁是法拉奇，也不知道她的具体问题，他只收到一个粗线条提纲：谈谈中国的改革开放。
８月１８日，法拉奇一接到采访邀请，没敢耽搁就飞到了北京，躲在民族饭店一个小房间里准备３天后的采访。民族饭店当时正在改建，部分房间有空调，部分没有。法拉奇选了没有空调的房间——因为没有外国人住，不会走漏采访风声。
“她采访邓小平的时机把握得很好。”施燕华说，法拉奇不仅仅是有备而来，“她的第一个问题是，过去你们到处都是毛泽东画像，这次我来只看到３张毛泽东像。”
施燕华不知道邓小平为什么会主动邀请法拉奇一天之后再谈一次——即使是在法拉奇将他比作中国的赫鲁晓夫之后。她只记得邓小平对法拉奇的评语：“这个记者的问题很有意思，还是有一定深度的。”
采访之后，施燕华被派到民族饭店帮法拉奇整理录音。在她眼里，法拉奇不是一个女强人，而是一个“男人”：她穿一身黑衣服，不停地抽烟。录音整理了１天多时间，“法拉奇不出去吃饭，掏出饼干，弄点矿泉水就算晚饭了。她问我要不要一起吃，我看了看，饼干一共就只有两块，就跟她说，你还是自己吃吧。”
“每一句话她都要问，有的时候听不清楚，她就问我，因为小平同志边回答问题边思考时喜欢用个口头语，就是‘这个这个’，用四川话说，我没有翻。法拉奇就问我，她说多次听他说‘这个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我说没有什么意思，这是一种口头禅。她说那很好，我一定要把它写进去。” 施燕华回忆道。
包括“这个这个”在内的５２２７字邓小平访谈第一部分，发表在１９８０年８月３１日《华盛顿邮报》社论专栏版——美国报业的规矩，由于人物访谈只呈现了单方的声音，不能算作“新闻”，而是“评论”的一种形式，如果没有其他各方的声音，只能发表在评论类版面。第二天，邓小平访谈的第二部分４９９１字，与另一篇关于中国金融政策改革的新闻报道组合成专题，发表在《华盛顿邮报》头版。
被新闻界借去的作家
“霍梅尼发动伊斯兰革命，一方面公开反对美国，一方面也希望通过某种渠道，向全世界表达他的声音。他觉得法拉奇是个合适对象，就像不久前内贾德接受华莱士采访一样。两人都是采访见长，都是采访尖锐、刻薄，让人有被烧烤的感觉，反而能吸引领导人，也能吸引读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展江以法拉奇和华莱士为例，说明欧洲与美国新闻风格的不同，“华莱士是一个美国记者，顶多提问尖锐，一般不发表意见，欧洲记者新闻和意见往往是交织在一起，法拉奇就会把自己的观点加入其中。”
法拉奇去世后，《纽约时报》刊发的讣闻只占了“讣闻”版不到三分之一的空间。按照《纽约时报》讣闻的通常规格，这意味着法拉奇在他们眼中只是一个优秀的专业人士，而不像那些对一个行业、一个国家或国际产生巨大影响的人一样，能占据几乎整个“讣闻”版。
“美国新闻工作者避免作价值判断，欧洲新闻工作者有很深的文学底子，意见是夹杂在报道里面的。”展江认为：在欧洲，报道和言论很难区分，特别是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被称为“评论取向的新闻业”，跟美国“以信息为取向的新闻业”很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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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法拉奇充其量是一个意大利知名记者，而对１９８０年代中期中国做新闻的人来说，法拉奇是一个楷模。”展江认为，中国人了解法拉奇绝对胜过美国人，中国人对法拉奇的重视，仅次于意大利人：两次采访邓小平，让法拉奇在中国家喻户晓；她的采访被选入了《邓小平文选》，意味着她的采访得到了官方认可；法拉奇的《风云人物采访记》旋即被翻译成了中文，又扩大和延续了中国对法拉奇的了解。
“如果说法拉奇站在珠穆朗玛峰，我们充其量就是到了拉萨。她是一代宗师，是不可逾越的高峰。”央视《面对面》的节目主持人王志毫不吝啬对法拉奇的赞美和敬仰。
王志和其他同龄人一样，在学生时代读到了法拉奇的这本《风云人物采访记》——直到现在，很多做深度访谈的记者在采访之前，都会把这本书当成幸运符拿出来翻翻。“华莱士能采访到江泽民，可以跟内贾德面对面，要采访首脑是容易的，不容易的是用什么立场来采访，华莱士总归是在代表美国，而法拉奇是独立的。” 王志特别强调法拉奇的独立——法拉奇在记者生涯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是一名自由记者，为不同的媒体撰稿，但不从属于任何一家媒体或机构。
对王志来说，自己的问题不是“不能成为法拉奇”，而是“不可能成为法拉奇”：“我不可能是独立的，跟法拉奇所处的时代不同，所代表的媒体功能不同。作为一个中国人，第一次看她采访邓小平，她问出的第一个问题让人记忆犹新。她是一个外国人。中国记者有几个能有这样的采访机会——坐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面前，与他谈论改革的风云，探讨他的内心？”
“喜欢她的人，她是爱憎分明；不喜欢她的人，按照美国传统观念会问，你是在报道事实还是发表意见？但对她这种以名作家身份来当记者，大多数人也没有要求她特别客观。”展江说。
法拉奇自己更珍视的是自己的作家身份，“杰克·伦敦和海明威，都是被新闻界借去的作家。”她生前曾这样表示。
男子汉与不会出生的孩子
作家法拉奇一生出版了３本小说，其中两本与一个男人有关。
１９７３年，４３岁的法拉奇去采访３７岁的希腊抵抗运动的英雄、诗人亚历山大·帕纳古里斯。纳帕古里斯是一个法拉奇迷，在监狱中曾以绝食为手段，争取阅读法拉奇著作的权利。两人一见钟情，法拉奇怀孕了，孩子的父亲并没有给她更多的爱抚，只是在电话里简洁地提议，以ＡＡ制的方式分担堕胎的费用。
“当时的堕胎药并不是马上见效，法拉奇吃了医生开的堕胎药，感觉到胎儿的反应。不到一个星期之后，法拉奇后悔了，希望医生保住孩子，已经来不及了。”毛喻原所说的，就是法拉奇和帕纳古里斯一人一半钱打掉的孩子。几年之后，法拉奇为这个从未出世的孩子写了一本书：《给一个不会出生的孩子的信》，出版于１９７５年。毛喻原正是这本书的中文译者。
毛喻原目前的正职是做投资的，他在１９８０年代初看到了法拉奇的《男子汉》，“刚看到第一个自然段就被吸引了”。《男子汉》是写给堕掉孩子的父亲帕纳古里斯的——帕纳古里斯１９７６年死于车祸，法拉奇终身未嫁。
《男子汉》是中国出版的第一本法拉奇著作。这本出版于１９７９年的纪实小说两年内在意大利卖出了１５０万册。它的中国版被翻译为《人》，１９８２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定价１．５５元。译后记中说：“全书结构紧凑、严谨，语言简练。然而书中所宣扬的无政府主义和绝对自由等观点，中国读者当能鉴别。”
当时，该书在中国先后出了四五个版本，毛喻原读的是外研社的版本，“从此，我就喜欢上了法拉奇及法拉奇的所有作品。”
１９８９年，毛喻原在一个朋友家里看到了《给一个不会出生的孩子的信》的英文版，发现是法拉奇的小说，简直爱不释手，“如果说《男子汉》或者《风云人物采访记》显示了法拉奇颇具男子汉气概的话，《信》充分展示了她细腻、儿女情长的另一面。”书只有一本，毛喻原跑了很多地方，将整本书复印下来，边看边翻译成了中文。译得很快，两三个月就完成了，在朋友圈子里流传，一家出版社找到他，希望能出版，毛喻原满心欢喜答应下来，但是直到２００２年，海南出版社才出版了毛喻原翻译的这本书。
２００２年底，一个朋友告诉毛喻原，法拉奇出了一本新书。出于对法拉奇的热爱，毛喻原托美国朋友给他快递回了一本。“充满激情、为西方文化辩护、猛烈抨击伊斯兰文化。”——这本书名叫《愤怒与自豪》。法拉奇在“９·１１”之后，用了两星期写出长文《愤怒与自豪》，意大利《晚邮报》用了四又四分之一个版全文刊登了该文，报纸在４小时内卖出了５０万份，一年后又扩充成一本书出版。《愤怒与自豪》的文章和书引起了世界范围的争议，法拉奇先后因此书在法国、瑞士和意大利成为被告。
毛喻原照例把书翻译了出来，自己掏了六七千元，印了１００本，在朋友圈子里传播。
毛喻原和出版社都试图联系法拉奇，但没有人能联系上。
法拉奇在中国最著名的作品当然是《风云人物采访记》及其“续集”。这两本小册子选译自法拉奇的《采访历史》，分别出版于１９８３年和１９８５年，先后印发了数十万册。１９８８年，新华出版社推出了“全译本”。
２０００年新华出版社推出的《女人与神话》只印了５０００册。这本未经法拉奇授权的法拉奇传记英文原版，只收有惟一一张法拉奇图片，是邓小平接见法拉奇。拍摄者是新华社的摄影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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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法拉奇
法拉奇生前表示，“９·１１事件”使得她“从沉默的写作状态中惊醒，转向一个反伊斯兰分子，尽管不情愿”。
从２００２年开始，隐居治疗１０年的法拉奇出版了４本新书：“愤怒与自豪三部曲”（２００２年的《愤怒与自豪》、２００４年的《理性的力量》、２００６年的《启示录》）和２００４年的《法拉奇采访法拉奇》。这些著作在欧洲的总销量已经超过４００万册。法拉奇一生的著作被翻译成超过２０种文字在各国出版，但她一直与自己作品的翻译者关系紧张，《愤怒与自豪》和《理性的力量》由她本人翻译成英语。
隐居前，她被普遍认为持中间偏左的政治立场，反对所有的侵略行为。但复出后的作品中，法拉奇一改之前的风格，以极端的右派立场，对“欧洲阿拉伯化”和“伊斯兰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这些著作中，她担忧：“穆斯林移民正在把欧洲变成“伊斯兰的殖民地”……这将会终结欧洲文明——尖塔将代替钟楼，长袍将取代迷你裙。”
她认为，自己转变后的论断“有些残忍”但“无可争议地准确”。
■反对者：
２００２年，一个法国团体发起“反对种族歧视、促进人类友谊”运动，试图要求法院没收《愤怒与自豪》，或者在护封上印上警告性文字，就像烟盒上的“吸烟有害健康！”一样。这个诉求最后未能成功。
２００２年，在瑞士，多个组织及一位普通公民，联合起诉法拉奇在《愤怒与自豪》中“想像的种族主义内容”。
２００３年，瑞士官方在该国穆斯林团体的压力之下，要求引渡她，但意大利司法部长拒绝了这一请求。
２００３年，《共和党人》发表文章称她为“摆出西方圣女贞德姿态的自我暴露癖者”。
２００５年５月，意大利穆斯林联盟发起针对法拉奇的诉讼，指控《理性的力量》中一些言论冒犯了伊斯兰教。根据意大利法律，任何人以诽谤的方式亵渎国家的宗教，将被判处最高２年的刑期。该法最初的目的在于保护天主教，这次的起诉标志着该法第一次应用于天主教以外的宗教。２００６年１月，法拉奇的支持者促成了该法的修订，使得最高处罚降至５０００欧元。
随后，一位意大利法官命令她接受２００６年６月在意大利贝加莫的审讯，罪名是“诽谤伊斯兰教”。６月２５日，法官裁定，法拉奇应当接受将于今年１２月１８日举行的审判。法拉奇对此的回应是：“假如他们想把我关起来３年，我会说或者做一些让他们要关我９年的事情！我一旦愤怒了什么都做得出来。”
２００６年，米兰的一个时尚画廊展出一幅大型的法拉奇肖像——被斩首的。
意大利歌手乔瓦诺迪（Ｊｏｖａｎｏｔｔｉ）还写了一首名为《Ｓａｌｖａｍｉ》的歌曲，以暗喻讽刺法拉奇，把她描述为“一个热爱战争的记者和作家，因为它让她回想起她那年轻美丽的时光”。
支持者：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首届欧洲社会论坛在佛罗伦萨举行。法拉奇将论坛比作纳粹对佛罗伦萨的占领，号召市民抵制。支持者举起标语：“我们这么做，都是为了法拉奇。过去１２年里，她闭口不言；过去５０年里，她未露笑容。”
２００２年，意大利周报《全景》的外籍记者兼专栏作家卡罗·洛赛拉曾在该杂志著文认为，“《愤怒与傲慢》足以使意大利重新明确自己在西方与伊斯兰世界冲突中的姿态。”
法国哲学家阿兰·芬基尔克劳特赞扬法拉奇“以我们敌人的语言和行为审察敌人的作为——‘９·１１事件’、杀害记者丹尼尔·玻尔、在阿富汗毁佛以及其他任何以伊斯兰名义犯下的暴行，而且不受那些让西方自惭有罪的苦行式的自恋主义者的胁迫。”
２００５年，一个支持法拉奇的委员会收集了大量意大利人给法拉奇的信件，并以此作为法拉奇受支持的证明。
法拉奇的著作在伊朗可以出版，但“愤怒与自豪三部曲”却遭禁。当地有妇女找到英文和法文版本，一章章拍下照片，再相互传阅。
意大利报纸《自由者》曾发起运动，要助法拉奇成为终身参议员（由意大利总统亲自授予，权利与普通参议员相同，但不受议会改选影响。除卸任总统外，同时只能有５名终身参议员）。当时的意大利总统钱皮曾慎重考虑，最终还是拒绝了。法拉奇说：“这对我恰是一个解脱，要是变成终身参议员，我到罗马都不知道坐到哪儿才不别扭。”
（黄淑贞、张健编译自《煽动者：法拉奇向伊斯兰倾泻怒火》，２００６年６月５日《纽约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