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夏天，新宁县树人中学一帮男孩子聚在宿舍里聊天，班长刘锋说：“今后谁娶了邓哲玉谁就很幸福。”
在堂姐楼上租房的一个小伙子小余，也是邵阳老乡，看上了她。邓哲玉经常来楼上上网，查找招聘信息。小余教她设计求职简历，发到求职网站上。8月12日晚，两人又通了一次电话。“我都跟父母说好了，过两年我们回家结婚”
一大早，聋哑父亲跑到村老支部书记家里比划，“我女儿被坏人抢钱，摔伤了。”他指着电视屏幕说，“就是那些坏人啊。”
这是一个苦难之家。守着3亩贫瘠的坡田，至今仍欠下了4000多元的外账
堂兄邓清凉低声，“案子什么时候能侦破呢？”没人回答。警方仍在努力侦破当中
“那二十三块钱，是她所有的积蓄了，她新公司第一个月的工资还没发”而对于新宁小山村的父亲邓丁群而言，则意味着整整两天两夜的工作时间。他可以编织一担箩筐，换到18元工钱
《南方都市报》记者 龙志 王海军 实习生 谢艳艳 林旭红
租屋内，李柏梅叫醒睡在地上的儿子，其他5名亲戚也陆续爬起来，他们开始整理邓哲玉的物品。
一件邓哲玉的黑色旧大衣被翻出来，母亲李柏梅把它叠好，扫清皱褶，又放回箱子。邓哲玉的家当很简单，在广州辗转谋生5个月，她甚至没有拥有过一张自己的床。
到殡仪馆时，天开始下雨，邓哲玉的骨灰被装进638元的黑色木盒里——殡仪馆最便宜的骨灰盒。然后，一家人赶往天河客运站。10个小时后，邓哲玉的骨灰将和母亲一起回到湖南省邵阳市新宁县金石镇独石村。在南方辗转打工三年后，这个姑娘又再次回到了生命的原点。
12天前，邓哲玉，23岁的湖南打工妹，在广州黄埔大道遭遇飞车抢夺。因为死死抓住手提包，头部遭受重击，终不治身亡。而包中只有23元钱。
走出茶楼的人
2001年夏天，新宁县树人中学一帮男孩子聚在宿舍里聊天，班长刘锋说：“今后谁娶了邓哲玉谁就很幸福。”
他的观点出乎意料达成共识。如果要在高5班里选出一个令男生女生皆满意的对象，邓哲玉是唯一的人选。
这帮来自农村或县郊的孩子，天真而又青涩，毫不掩饰自己的情感世界。在他们眼里，邓哲玉朴实而毫无戒备，“天生让人觉得亲近。”
一个哥们悄悄告诉刘锋：他生日那天只有邓送给他礼物，其实他并没有向别人提起过他的生日。“有一天，我在打球，她提着一个礼品袋过来了，是镇纸。我当时正热火朝天地学写毛笔字。”刘锋说。
同学刘玲玲至今记得她低头作数学题的样子，“她读书很认真，数学特别好，是我们班上最勤奋的学生。”
这时候，邓哲玉的组织才能也展露出来。高一国庆节，班里组织联欢活动，她自告奋勇和另一个男生主持，老师们都说这是学校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次。之后学校的文艺比赛她都会参加，有一次合唱比赛，她和一个女孩合唱的《祈祷》得了第二名。“她每天都很开心，我以为她家境应该可以，”刘玲玲说。
实际上，邓哲玉只是没有把贫困挂在脸上。1983年1月，这个小女孩一出生，似乎已经注定要经历更多磨难。父亲是个聋哑人，母亲是个不识字的农妇。夫妇俩都很清楚，改变家庭命运的指望，只能寄托在孩子身上。因此，虽然贫穷，他们还是要供孩子读书。“借债、借债、借债……”在送女儿的遗体火化后，母亲李柏梅坐在殡仪馆外低声数落着：“外婆家、舅舅家、阿姨家……”长期的欠债，让这个黑瘦的女人在谁面前都变得沉默而谦卑。
但是，女儿却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应对。她一有空闲，就去外婆家、阿姨家，或家中，或田边，边帮忙干活，边与表姐妹们说笑。尤其是在伯父一家，和在外上学、打工的堂姐堂哥们话题更多。“她性格温和，又很勤快懂事”，伯父邓炳炎说。
在班主任戴春林老师看来，这个来自偏远小山村的学生，自主性特别强。“那时，她妈妈在学校边上租了个房子，她跟弟弟住在那里。”
邓哲玉邀请戴老师到她家里坐坐。“我当时一看，以为是没人住，红砖砌的房子，只有一截，另一边是拆掉的，她和弟弟住在那一截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煮饭都是在别人家的猪圈边上。”
清晨，18岁的邓哲玉起床后赶紧做饭，8点钟上课，姐弟俩吃完后，朝着各自的学校跑去。班上有60多名学生，仅有的17名女生倍受关注。邓哲玉一年到头似乎只有两件衣服，但洗得干干净净，“所以看起来，好像每天都在换新装。”
但对于家事，她只字不提，因而鲜有人知道。“她从不在我们面前提起家人，只有一次，她跟我说，她家很不好，父亲不能说话，是个残疾。这还是毕业以后才说的”，刘玲玲说。
2002年夏天，邓哲玉以距离分数线4分之差高考落榜。帮家里割完稻谷后，她拒绝了姑姑供她复读的提议，去了县城里的文化茶楼。
茶楼在设在文化局院内，一楼便是新宁县图书馆，在地处偏远的小城内，这是一个显得格外清雅的地方。
显而易见，刚刚走进社会的高中生，迫切需要这份工作。“很荣幸第一次工作能来到这样一个好地方，这里很正规。”邓哲玉在日记里写道。尽管每月工资，算起来，仅有300多元，有时候还要加班到晚上凌晨，但在新宁城内，这已经算份安定而体面的工作了。
与邓哲玉同时进去的有5个人，半个月培训后，只有3人留下。现在已经是主管的凌爱云回忆说，“她高中毕业，悟性很高，是这批新人当中最快学会茶艺的。”
事实上，在邓哲玉的日记里，每一篇最后都写有诸如“泡沫红茶：纯桂花+祁门红茶，煮过后过漏再冷却，最后加水摇”的茶道窍门。以此加强巩固名目繁多的培训的内容。
但很快，枯燥而琐碎的茶楼工作渐渐消磨了她的激情，她表面坚强，内心却承受巨大压力。
有一天，茶楼打烊后，几个女孩子聚在一起聊天，大家喝了点酒，同事李艳霞提议把心中的苦事说出来，女孩们都说起各自的辛酸。轮到邓哲玉时，她还没说，便痛哭失声。这是李艳霞印象中她唯一一次哭泣。
只有凌爱云知道她的心事，有一次放假，她去了邓哲玉的家，“她家很穷，跟她爸打招呼，没反应，她妈妈的话也比较少，弟弟还在读书，只有两间木房，很冷清的感觉。”出来后，凌爱云觉得很酸。在回城的路上，邓哲玉才平静的告诉她，父亲是个聋哑人。
到了2003年春天，弟弟的新学期开始了，父母忙着筹备学费。邓哲玉去意已决。老板不同意，她说，“我要到长沙去读书。”老板只好放行。
她是第一个走出茶楼的人。2003年4月10日，作完生意后，茶楼为她举办了送别party，女孩们又哭又闹，一直到凌晨4点多钟。
李艳霞则哭着送了一首《城里的月光》给邓哲玉，她“希望月亮能一直照着她走过的路。”
从长沙到东莞
除了聋哑父亲，不识字的母亲，还有读书欠下的 6000多元的账，并且弟弟还在上学。这时的邓哲玉像一只皮球，在生存压力不断撞击之下，在未知的道路上跌跌撞撞。
“她越来越不安于内衣专卖店的小店员，”表姐邓哲林说。
位于长沙市蔡锷北路的“依之尼”内衣专卖店，人来人往，已经换了几拨主人。这是邓哲玉离开家乡后第一站。
邓哲林从湖南轻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大专毕业后，在长沙一家出版社找到工作。她是家族里唯一一个读完大学并留在长沙的人。这让邓哲玉很是羡慕，这份工作也是邓哲林介绍的。
“我希望她能多长些见识，如果不是家境恶劣，她比别人要聪明的多。”邓哲林觉得自己有义务把堂妹带出来，并且教会她一些生存技能。
到长沙后，每个月工资400元。对邓哲玉而言，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离家讨生活，她几乎没有一件化妆品，她的衣服也还是高中时那两套，她把节省下来的钱存起来，寄给家里，寄给在怀化读技校的弟弟。但生活仍捉襟见肘。
她羡慕那些正在读大学的同学，“林姐，你说我去自考好吗？”她认为惟有文凭能改变她窘迫的现状。
邓哲林为这个堂妹骄傲起来，“你应该要读书的。”
“是啊，我不能一辈子作内衣店的小店员，一辈子拿400元的工资，”邓哲玉说。于是她又为为数不多，但对她仍是一笔巨大账目的书本资料和报考费发愁起来。
三个月后，邓哲林被调往广州，她希望堂妹能跟她一起去，“我不想丢下她，姐妹俩在外头至少有个照应。”
邓哲玉欣然而往。在离开长沙前，她还穿着那件黑乎乎的外套，邓哲林给她买了件鹅黄色的连衣裙。穿着这件新裙子，邓哲玉来到了广州。此时，南方已是酷暑。扑面而来的，是燥热的天气、巨大而喧嚣的城市，以及无数和她一样顶着烈日为生计奔波的外来工。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此时，广东的农民工数量已经达到1500万。他们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在遍布珠三角的各种工厂里面加班加点地出卖劳动力。
这次，相对于很多外来妹，命运终于眷顾了一次邓哲玉，她没有成为流水线上的女工。来到广州当天，她的堂兄——邓哲林的弟弟邓清凉——正好从东莞到广州办事，他是深圳美之高公司驻东莞的业务员，公司正在招一批促销员。有过营业员经历的邓哲玉很顺利通过了面试。她被分配到东莞樟木头镇百佳超市。
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是一种寄人篱下的生活。她每天除了向顾客兜售自己的产品，还要眼疾手快帮大量的忙，用于维持超市的融洽关系。
她性格开朗，几乎不费气力便融入新的环境。“她是一个很会关心人的女孩子，”她当时的主管李作军说，“我以为她应该出生在一个很健康幸福的家庭，因为她好逗，人际关系特别好，并且每年年底公司的春节联欢她都是活跃分子，后来我才知道她的父亲是聋哑人，她从来没有流露出自卑的情绪。我觉得非常不容易。”
公司规定每个月的营业额为1万元。邓哲玉进去后，业绩总在15000左右，因而被评为2004年优秀员工。
这个时候，高中同学李慧正在一家皮革厂打工，每个月只有500元工资——这似乎是每个从农村出来的年轻人的宿命，“没有文凭，没有关系，只能干苦力活。”
“你来樟木头吧，我帮你找工作，”邓哲玉说。最终她说动了主管，让同学加入美之高的促销队伍。
“外出打工就两条途径，一是亲戚帮忙，二是同学或者朋友的关系，有时后者更重情谊，”李慧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