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各位亲爱的网易网友大家好！今天是“七七国耻日”，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请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人士，关于过去的抗日战争的一段历史怎样记录它，在四川地区有这样一个人，私人筹资数亿元建成了一个民间最大的博物馆群,这其中有抗战博物馆和民俗博物馆、文革博物馆，这位传奇的人物目前我们请到了网易聊天室，这个人就是四川建川集团董事长樊建川先生，非常欢迎你到我们网易聊天室。
樊建川：谢谢网易给了这个机会，也向各位网易的网友问好，谢谢！
主持人:我们现在知道你的博物馆是中国目前抗战方面规模最大的一个博物馆，甚至比卢沟桥博物馆它所收藏的东西还要全。那么这个博物馆从你开始构想去创建一个这样的博物馆到具体的开始筹建大概经历了多长时间呢？
樊建川：收集文物大概30年，其实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时候将近30年了，我一直在收藏历史的“碎片”，这有一个过程，有将近30年的收藏史，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需要沉淀的过程，大家必须坚持才能做下来。第二，要建博物馆是在七八年前，当我稍微有一点点钱觉得狂妄了觉得可以建博物馆了，大概在三年前开始买地，也就是03年开始买地，04年的下半年到11月份开始动工，05年形成一个规模，大概是这个过程。
主持人:当初你是基于什么样的目标有这样一个行为呢？
樊建川：其实抗战馆本来是一个像卢沟桥这样一个馆，我把它分成八个馆，共产党抗战、国民党抗战、战俘、侵华日军馆、汉奸馆、老百姓的馆等等八个馆，为什么把它分成八个馆呢？因为我还是想可以多收一点门票来维持它，让它的每一个馆专题化、详细化，让它的馆的建筑和自己的内容相吻合。
所以我把它做成一种博物馆，八、九个抗战馆，八、九个民革馆，我现在规划了很多馆把它建成一个博物馆部落，我想这样来理解博物馆的超市概念。就是说你到了博物馆现在已经有正在建的15个已经开馆了七个，到年底可能做到八到九个开馆。
所以我想给我时间建成25个馆，你到博物馆想看文革的宣传画、知青、共产党、国民党你可以选择是博物馆超市的概念。对历史的记载可能要承载很大的意义。
主持人:这个博物馆到目前的运营情况大概怎么样呢？
樊建川：我们还没有商业宣传，可能我们每天有300人左右，也就是说我们每天有1万块钱左右的收入。我们设想门票做到10馆的时候我们收60块钱，6块钱一个馆，实际上就是保安费和水电费。我们有阿庆嫂、射击场、弹弓、甲级战犯的射箭，还有骑马、夏令营这样的，我想把博物馆这块的产业链条拉长，实际上博物馆的收入肯定是入不敷出的，
我们把链条拉长还有一些文化产品包括酒、烟这些产品拉长的话，现在的赢利状况可以养我们的人，我们现在有200多个正式员工，还有几百个季节工搞绿化、整治，养人是没有问题的，水电费也没有问题。没钱买产品是肯定的，我们投了几个亿收不回来也是肯定的。我们明年以后、后年以后我们博物馆正式对外宣传的时候我们有比较好的经营状况，然后把一些商业聚在一起这样才能养活自己，因为我们没有财政捐献，我最怕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我现在一年亏损的话博物馆亏损，我自己赚钱在房地产项目赚钱来弥补它，就像我自己养了一个儿子是弱智一样，但是我死了怎么办呢？中国有一句话叫“纸寿千年”，而现在我这个纸才活了70年，它还不够几百年，我很快就要死掉，我死掉它怎么办呢？所以我必须要赚钱，让它生存，我自己赚钱的时候我每年花两千万买文物，这个肯定是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我一定让它做的商业化和产业化，博物馆不赚钱，博物馆周围的商业、旅游产品、休闲产品可以活跃起来，现在的状况不太理想，但是可以维持。但是我要告诉我们的朋友们，我们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好，因为我们正式开馆2005年的12月27号到今天大概半年多，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月比一个月好。
主持人：作为一个抗战博物馆，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你是民间第一个做这种筹办抗战博物馆的人。但是你这个抗战博物馆和我们目前已知的国内其他的博物馆有什么区别呢？
樊建川：第一，我的视角比较民间化，当然我也是给主要的口径是一致的；我八个馆每一个馆有自己的特色，很多人赞赏我们陈列的方式。我想不管怎么样，很重要的是我是民间视线，作为官方他有一个非常庄重的非常严谨的口径，我是民间的声音，我的声音可能就要代表更多的老百姓的往下的层次，和知识分子的观点和一些看法，我想这个官方是是非常好的补充。
嘉宾：请问一下你曾经多次到日本收购“扫荡”的文物，去了很多次也购买了30多张之多，你能介绍一下去日本搜集这些抗战的文物和有趣的故事吗？
樊建川：本来我在中国每个省到处买，我在每个省都有我的眼线，我每天都有文物往成都拉。但是有什么问题呢？一些大品和精品我发现日本的收藏家藏的很厉害，比如说一个花名册在日本标价是20万，我想是这样的，既然他们到我们来一些很有价值的文物核战争的证据，我能不能到日本买呢？我说去看看吧，我到日本市场一调查我说好，它的价格我可以承受，这个时候我在日本买，我把这个行为称之为“反扫荡”。
我主要的来源是一些日本的博物馆商人组织起来，第二个是留学生，第三个是日本老兵。然后我在日本做市场调查以后我给他们价格他们帮我买，把一些地图、书信、钢盔、战刀打包拿回来。你提到一件具体的事我想这样讲，我特别希望得到什么呢？1945年8月15号我们胜利的那一天，我有很多胜利的原件，中国人很高兴，我们胜利了。
但是我没有8月15号那一天的报纸我没有，我实在不能等了，因为我当时我去日本的是6月份，我就想在8月15号我就要摆出来的，把日本的报纸比较，所以我带了一个留学生一个书店一个书店找，最后一个老头很老70多岁了，他想了想我这里有40年代的旧报纸，在阁楼上我自己翻，天气很热我自己爬上去翻，我总算找到了一个新闻，它是光子弹太厉害了，我们天皇体贴皇民我们终战，它比较原始自己的投向行为叫我们终战。现在在日本我还是有网点在那里继续的往回购东西，又可以购一些好东西。
嘉宾：还有一个故事说日本老兵听说你的博物馆在收集纪念品，他专门跑来向你奉献东西，你对这个日本老兵进行了授降仪式，可以讲一下吗？
樊建川：当时是在山东和东北，当时战争完了以后中国人把他放回去，他对这场战争有非常好的认识和忏悔。他在首都机场看到这本书，他说这本书好，他跑到四川来见我，其实我们是非常好的忘年之交。日本人对中国人当时这种侵华战争是一种罪行，他们忏悔，而且他们希望中日永远和平。你刚才说到授降是这样的，他说樊先生他把自己的军刀、望远镜捐给我，然后我们举行了一个仪式。
我告诉那个老先生，因为他80多岁了，他见到我的父亲和岳父，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抱着头痛哭，他说我们不能再打仗了。所以老人的认识很深刻，后来我讲，他说我要给你鞠躬，你是中国人我向你谢罪，我说你可以向我谢罪，但是我告诉他，我不会给你还礼。我说我不给你敬礼，我站直了，第一我是好人，你是坏人，你是侵略者，我是成功者。他说对对。
但是下来我们还是很好的朋友，现在我每个季度还给他们蚕豆，给他寄茶叶。但是我觉得他可以代表日本人的心态，就是他说这句话，他每次地我这里背很重的东西，他80多岁了，他个子本来是一米五几现在已经是一米四几了，他每年来背着很沉重的包袱，日本侵华的物品背到成都给我，我很感动。我说谢谢你，他说樊先生你一定不要这么说，他说我们两国一定不要再战了，再战的话我们一定吃大亏了。
有一次他到我们成都以后，当时他看到给我们在成都川军抗战的塑，他让我停车，然后站在雕塑旁边敬礼，而且他还给雕塑打扫卫生，不停的在擦，因为他个子矮他想给我们的川军抗战的塑像打扫卫生，因为那个雕塑很高，结果够不着，然后他就掏出1800块钱，问我，请一个清洁公司把这个雕塑打扫干净。这样的事很多，而且让我很感动。
主持人：感受到他那种真诚。
樊建川：是特别真诚的，我到他的家里面，他的太太也老了，他的儿子和孙子们，他们一家人一起给我鞠躬，请我喝啤酒吃非常好的海鲜。其实我觉得给他交往，他介绍很多日本老兵给我认识，我可以体会到日本民间的力量，还是希望两国之间永远不再战。
嘉宾：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想起为抗战的战俘建一个博物馆呢？
樊建川：是这样的，我爸爸是抗战老兵，但是他抗战的时候是在国民党的阵营，后来解放战争的时候被共产党俘虏以后也参加了解放军，他也算是老干部。但是我记得在60年代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时候，别人说樊建川的爸爸是国民党俘虏兵，其实我爸爸是被共产党俘虏的，是投向光明的，但是我爸爸抬不起头，一个俘虏兵的身份使他很难堪。我的敌人是前苏联，当时苏联很强大，我们的首长告诉我们，苏联很强大，强兵百万。其实在自卫反击战的时候，我们全部做好准备打了。今天我要说如果我今天还是一个战士的话，因为过去的30年，今天我还是一个战士的话我会保卫国家尽我的职责。如果要做一个战俘的话，只要我尽了责任了，因为负伤实在是一个子弹都没有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做战俘的话我会把自己的生命保存下来，这样的话可以继续将来的生活和发展。
抗战的俘虏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情况，我们有几个数字。比如说在八年抗战中间，我们死伤了3500万中国军民。那么军人牺牲了380万，慰安妇是20万。就是说一个最开阔最抽象最大概的数字没有，从来没有任何说这个数据，为什么？日本人在战争期间杀俘虏他们不承认可以，但是我们中国不承认，我觉得心疼，因为我在日本买了很多照片，一千张里面选了一张。能够看到一万人的身影，当时我非常的震撼，包括几十万的慰安妇，中国美丽的城市被日本炸烂，包括死的380万的战士，它还有一个代价，是你必须付出的代价才能胜利，这个代价付出以后，他们牺牲以后他们心情更难受，就埋在深处了，永远没有人知道。我看到他们照片的时候，我当时有一种冲动，我看到战士下着小雨，战士都很落魄，日本人用刺刀对着他们，我就想跟他们站在一起，真正的一种冲动，我觉得他们了不起，他们是战士，他们没有口头讲，他们拿着枪给日本人拼，他们拿的手榴弹经常摔不响，所以我们应该尊重他们。后来我冒昧的提了一个概念，我们被日军俘虏100万人，我觉得这个数字是非常稳健和保守的。
第一，我们打了14年，苏联只打了4、5年。全苏联对德军俘虏了480万人，我们这个数字还有一个仅仅南京大屠杀就杀8万俘虏，所以我提出了100万的概念，这个数字肯定非常保守、非常稳健，也是非常小的数字。但是我觉得这100万人甚至更多的人他值得我们去记忆他，怀念他们战士的身份。
同时，我觉得还有一件事，如果我们社会发展了，前进了，我们能不能对我们这么一种观念做一些修订，做一些完善，做一些更现代化的思想。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其中思想观念的现代化，思想观念的现代化有国防思想的现代化，国防思想的现代化有一个战俘思想的现代化，我们能不能强调我们战士的勇敢，我们要拼到最后一颗子弹。但是如果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做了战俘，我们保持了民族的气息，我们珍惜生命，我想这样是不是更好更完善，更有利与国家的长治久安，更有利与国防军的建设，我想它有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