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争议不是坏事

2006-04-18 10:07:08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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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吴虹飞

实习记者 李 鹏 发自北京

从1983年起,余华写作已经23年。

1993年,不再担心退稿的小说家余华,还和妻子挤在京城一间平房的单人床上,还只能从《收获》领取稿费400元。当张艺谋把《活着》的改编费预先支付了2万元给他,他竟然担心张艺谋要赖掉那剩下的5000元。25000元“巨款”压在单人床的枕头下好几天,夫妻俩甚至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发愁了。

这一年,他33岁。

余华其实并没有想到,2005、2006年,他的长篇《兄弟》大行其道,“万圣书园”“三联书店”“当当网”连续几天断货。《兄弟》脱销了。

前牙医余华,从小在医院长大。父母下班时用酒精擦手,他也学会了用酒精擦手。这样使人联想到他早期作品的洁净、冰冷、残酷的气息,夹杂着某些沉静的疯狂和暴虐,令人不安。10年来他少有露面,有时飘忽在国外,萍踪不定,那时你可能会想,这么一个一肚子不平、满脑子严肃思想,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该是多么冷艳、多么令人望而生畏的一位先生啊。

永远不要把文字和一个作家的个人气质联想得过于紧密。穿着红色套头衫的,46岁的余华,好脾气,耐心,替人着想,说话滔滔不绝,吃饭大快朵颐,大笑十分快活,他甚至是憨厚的。

他是天真的,情感丰富的。当看到电视里讲述失散了多年的丈夫从台湾回到家乡,见到了30年未见的妻子,这样一个陈旧的套路,却让余华难以自持,“他们没有哭,我却哭死了”。而在写《兄弟》时,他也大哭了几场,颇是引来了几句外界的讥诮。

他是好笑的,当我们问及他简历上的各种奖项,什么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什么美国巴恩斯-诺贝尔新发现图书奖,什么法国文学和骑士勋章,多么拗口的名字呀,他摇着头说,如果不那么写,简历上就只有,“余华,5年牙医,20年作家”,“这也太短了”。

他生活平静、传统,由于失眠,他每天躺在床上,“最大的愿望就是赶紧睡着”,而他生命中最快乐的事情,就是看火箭队的比赛,和查看有关姚明的任何信息。

他表明自己是积极、入世的。“天天上网,收发邮件,看sina新闻,先看国际新闻,然后看社会新闻,前者是高端新闻,后者是底层新闻,这是两三个小时必做的功课。”博客一个星期更新两三次,曾经他还很认真地、一条一条地回答博客上的留言。去年的超女总决赛,他也场场必看,他以为这样的盛况,自己焉能错过?虽然觉得有些累,他也愿意敞开自己,满足无数家媒体记者的好奇心。

作家余华,已经把牙医余华渐渐淡忘,后者只是零星散落在某些文本里,变成了书写的回忆。他去医院看病,甚至已经开始不习惯那里的气味,于是他终于明白,那样的气息,那些坏牙和张开的大嘴,以及有些黯然落拓的故事,已经一去不返。十多天后,他将偕娇妻,爱子,飞往他喜爱的欧洲。生活多么美好,只需努力、诚恳地活着。

质疑《兄弟》

从某种意义来说,先锋作家余华实际上遵循了一条传统的文学道路。他根正苗红,在传统的文学刊物《收获》《北京文学》(过去,这些杂志代表着一种文学的话语权力)里被栽培、被提拔,从传统的文学通道出来,他所面对的赞扬和诟病更多来自文学内部。

10年之后,文学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市场和传媒,余华的实力,或者是幸运在于,即便在文学商品化、众生喧哗的时代,也能获得骄人业绩。他的影响虽然不止于文学,但是他自认为还不能担当思想者的角色。

人物周刊 :先从您的新作《兄弟》(下部)开始吧。《兄弟》(上部)出版后,一方面销量很大,但另一方面,批评的声音不小,评论家谢有顺甚至说,“《兄弟》不值得一看”,但你好像非常自信?

余华:这种自信,是20多年的写作建立起来的。假如我在20年前写了《兄弟》,面对这么多争议,我可能会非常慌张。但我今天一点都不慌张了,因为我知道自己拿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起码可以(超)过我自己的标准,可以拿出来出版。

至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应该交给时间来判断,假如10年后这本书还有关注,说明还是有价值的。假如它能够挺过50年,就可以长寿200年了。

人物周刊:我列举几种批评的声音。评论家李敬泽对《兄弟》这么评论:余华不擅长处理复杂的人类经验,“在关于文革的记忆与想象变得越来越复杂的时候,《兄弟》依然用一种简单的模式来处理它,比如人性的善恶对立,尊严与卑怯的对立”。你如何看?

余华 :表达了善和恶的文学作品里有伟大的,比如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不表达善和恶的文学作品中也有伟大的,比如马尔克斯的部分作品。文学之所以丰富,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有无数个角度可以看,有无数个作家通过自己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不能简单地用自己的角度去否定其他的角度。

什么是人类复杂的经验?有这样的伟大的作品,也有表达了人类单纯经验的伟大作品。而且人类复杂的经验标准是什么?这句话太笼统了,比如《安娜·卡列尼娜》,可以说它表达了复杂的经验,也可以说它表达了最单纯的经历。有一个读者在我的博客上留下一句老话: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

人物周刊:李敬泽还批评你的“简单”,他认为:“《兄弟》的简单是真的‘简单’,简单到以为读者只有一双敏感的泪腺,简单到不能成立。”你觉得你的作品是简单的吗?

余华:李敬泽的这篇文章我去年就读到了,当时我很惊讶,因为《兄弟》仅仅出版了上部,仅仅出版了总篇幅的三分之一,他就如此匆忙地出来做出定论,与他以前的风格不一样。

批评一部小说永远比写一部小说容易。《兄弟》是否是一部简单的小说?这个问题其实不应该由我来回答。

人物周刊:“死是容易的,活着是更难的,余华本来比任何人都更懂这个道理,但他却庸俗地采取最容易的办法,让他的人物一个个‘悲壮’地死掉。”“死亡”是不是你技术上的一个窍门?

余华:《兄弟》上部叙述的是文革中最为暴力的时候,那时很多人死于非命。我从来不认为“死亡”是一个作家的技巧,二十多年的写作经历告诉我: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道路,虚构的人物同样也有自己的人生道路。这是我写作长篇小说最大的收获。

我已经完成的四部长篇小说,每一部的叙述发展都背离了我最初的构思,我努力在叙述中尊重人物,努力倾听他们自己的声音,这样他们就会走出自己的人生道路,而不是作家单方面强加给他们的人生。

人物周刊: 也有人质疑说,“余华已经感受不到《在细雨中呼喊》那样来自生命深处的尖锐疼痛,他的目标说到底也就是讲一个有趣的、热闹的,看上去‘深刻’的故事,他当然成功了,但为了这种成功,他必须煽情,必须向读者进行情感勒索,让他的小说充满骇人听闻的暴力、死亡、天长地久的爱情和反反复复不厌其烦的噱头”。

余华:比起文革时“骇人听闻的暴力、死亡”,《兄弟》上部里的“骇人听闻的暴力、死亡”不会让人吃惊。

也许有人不喜欢阅读令他感动的小说,所以他说是“煽情”,可是我面对的不是几个,而是很多读者,每个读者都从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感受方式中来读一部作品。不同的读者会在一部作品中读出不同的感受,这就是文学。文学的丰富从根本上来说,是读者的阅读发现出来的。

人物周刊:很多人诟病的一个细节——篮球高手宋凡平,在众目睽睽之下,从篮球场上飞奔出来拥抱一个被众人最瞧不起的寡妇李兰——很多人认为这不可能。

余华:从那个时代的社会形态来看,这样的举动确实不可思议。问题是我在前面做了大量的铺垫,人山人海的铺垫,把气氛已经烘托出来了,宋凡平的扣篮也是他平生第一次,他自己都惊心动魄了,然后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举动。这是人性的爆发,必须考虑到人性的力量。就像在今天的生活中,一个柔弱的人会突然杀死一个强悍的人一样。

人物周刊:还有人觉得李兰柔弱到底,李光头性欲旺盛、心眼活泛,宋钢老实憨厚,见义勇为的童铁匠,见风使舵的余拔牙,举止暧昧的张裁缝,都没有性格的波折,都是单一品格的人物,你又如何看待呢?

余华:我相信会有读者这样阅读,同样我也相信会有读者不这样阅读。

人物周刊:宋凡平被红卫兵打死,他的尸体装入棺材,仍然要进行一番暴力“处理”———让人把膝盖砸断然后放进棺材;孙伟的父亲在牢房里将大铁钉敲入头骨时,描写也是极其细致,借此来展示文革的残酷。可是有人质疑说,代表“暴力”的红卫兵、袖章和绿军装始终在作者的笔下语焉不详,只是作为一种暴力符号存在,使得文革被剥离了政治内核,只剩下一个精心营造出来的“寓言”,这也是简单化的表现吗?

余华:任何一部虚构作品都无法做到面面俱到,都会在叙述里轻重缓急。否则别说是十八万字的《兄弟》上部了,就是一千八百万字的叙述,也难以表达出一个时代的丰富性。一部小说、一个故事只能解决一个问题。

人物周刊:谢有顺还指出了一些“硬伤”,《兄弟(上)》第13页,李光头 “他知道自己在厕所里偷看到的五个屁股,有四个是不值钱的跳楼甩卖价,可是林红的屁股不得了,那是价值连城的超五星级的屁股”,“此后李光头学聪明了,他不再供应免费的午餐”等等。“跳楼甩卖价”、“超五星级”、“免费的午餐”这样一些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的词,将它用在60年代的中国语境里、用在主人公的自叙(“他知道”)里,你认为这是合理的吗?

余华:已经有记者这样问我了。把这些段落抽出来孤立地看,可能是这样,问题是《兄弟》全文的叙述者是“我们刘镇”,而且一开始就定格在了2005年,李光头准备上太空了,叙述的视点是从2005年开始的,这不是一部第三人称叙述的小说,是“我们刘镇”叙述的小说。

人物周刊:还有人批评说,“曾经是一个文学标杆的余华,现在正坦然地表现着自己的温存,让自己安然地融入一个消失了紧张感的现实”。你丧失了锐气了?

余华:如果我丧失了锐气,就不会面对这么多的争议了。

人物周刊:你如何看待那些针对你的,来自文学界内部的批评?

余华:当年发表《活着》时,我受到了批评,《许三观卖血记》出版后,批评对着它去了,《活着》被放过了。《兄弟》上部出来了,很多火力又集中在《兄弟》上部,我在想,我的《兄弟》什么时候会安全呢?可能要等新的长篇小说出版以后吧?没想到《兄弟》下部出来 ,火力转向了它,而《兄弟》上部就相对安全了。为了让《兄弟》上下两部尽快进入避风港,我要尽快写出新的长篇小说。(笑)

我从写先锋小说的时候就面对批评了,《兄弟》的火力最猛。我已经习惯了,文革时有一句流行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我现在就是这样。我相信时间会说明一切,作品受到争议其实不是坏事,起码不是平庸的作品。

人物周刊:你好象已经不大在意他们的批评了?

余华:我们文学最大的进步,是没有权威了。80年代王蒙说一句话可以一言九鼎。现在谁说话也没有用了。最大的贡献是网络,网络让所有人都有了发言的权利。

人物周刊:作为一个作家,你认为自己可以担当时代思想者的角色吗?

余华:没有一个作家可以担当这样的角色。

作品的荒诞来自于现实

人物周刊:你曾经说过,我们生活在一个放肆的时代里。比起我们现实的荒诞,《兄弟》里的荒诞实在算不了什么。你作品的荒诞性和现实有着对应性吗?

余华:我们生活在充满了荒诞的时代里。事实上,文革期间充满了荒诞,很多年前,有位教授向我讲述过一个他在文革中的真实经历:他和新婚的妻子去街上购买床单和枕巾,买回家的床单上印有“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枕巾上印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文革时我们喝水用的杯子、洗脸的脸盆上印着毛主席语录,这是正常的,可是痰盂和尿壶上也印有毛主席语录,这就不正常了。

到了今天这个时代,荒诞的事实越来越强烈和泛滥。台北的《联合报》请陈文芬(台湾出版人)给我打电话做一个采访,她在电话里对我说,很多大陆的现实让她感到吃惊。比如她在西安时,亲眼看到商厦里搞羽绒服促销,只要女顾客敢在门口脱光了往上冲,就可以免费穿走羽绒服,结果太多的女顾客去抢,以至于和保安发生了冲突。

再比如,她回到宾馆看电视剧,电视里面播的是一个很革命的电视剧,剧中人物讲的都是充满正义感的话,但是屏幕角上却有一个治疗性病的小广告,还有动画效果,她觉得难以置信。(可)这在我们生活中司空见惯,不足为奇。我们在荒诞中生活得太久了,已经麻木了。

四五年前,媒体报道并且批评过一个“醉美人”大赛,大概是四川吧,让几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在那里比赛喝酒,喝到后面,那些姑娘都醉醺醺地说不出来话了,喝的都是白酒。媒体批评以后,居然蔚然成风,国内很多饭店都纷纷仿效。商场推销浴缸,大冬天让模特穿比基尼在商场外的浴缸里面洗澡,这是我亲眼所见,后来竟然在各种报道里屡见不鲜。

《兄弟》下部写的“处女膜修复手术”,几年前被称为是中国最为暴利的行业之一, 从大医院到小医院纷纷开设这种手术,北京有经济学家讨论过所谓的“处女膜经济”。于是,人造处女膜也横行天下了。当时做一个处女膜修复手术需要三千元,现在行情暴跌了,今天有人告诉我,在丽江的小黑店里做一个这样的手术只要八元钱(这还未经证实)。《兄弟》下部里面的“处(女)美人大赛”,这是“李光头”发明的。

这些日子接受采访,有个记者告诉我,有一个城市,好像是中等城市,举行一个选美比赛,报名的时候有很多要求,什么身高啊,学历啊。还有一条就是报名时要出具医院的处女证明。放下电话我不由感叹,今天中国的作家只要写出来的,几乎都在现实中存在了。所以我很同意复旦大学教授严锋所说的:我们今天生活中最大的现实就是超现实。

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荒诞的时代里,从文革时压抑的荒诞,到今天泛滥的荒诞,当我试图正面去描述这些时,我的作品也就同样荒诞了,由于叙述的集中,显得更加荒诞。荒诞是虚构作品中重要的叙述品质,因为荒诞的叙述不是为了离开现实,而是为了回到现实。

人物周刊:有人说,你长时间是一个愤怒和冷漠的作家,你是吗?

余华:(上世纪)80年代,写先锋小说的时候我才二十多岁,当时我是一个愤怒的青年,那时候刚刚从文革中走出来,我突然感到原来接受的教育完全是谎话,有了强烈的被欺骗的感觉。当一个年轻人感到自己被欺骗了,和一个老人感到被欺骗是不一样的,老人也许轻轻一笑,年轻人很容易因此而愤怒,所以那时候我的作品里充满了愤怒。

从1986年到1989年,我的写作处于一种疯狂状态,就是无论写什么,都是很极端的事物,不极端的事物我没有兴趣去写,当时我喜欢钻牛角尖。那个时期我写下了很多暴力和死亡的故事,洪治纲在《余华评传》里列举了我的八个中短篇小说,里面非自然死亡的人数高达28人。洪治纲列出来以后,我自己看了也是吓了一跳。

那四年的写作里,我的精神都快要崩溃了,我白天一写作就是杀人,到了晚上睡着后,全是自己被别人追杀的噩梦,常常从睡梦中吓醒,一身冷汗。到了1989年的年底,我做了一个可怕的梦,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在小说里杀人了。这个噩梦涉及到了我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经历。当时梦中的我被五花大绑,听到有人在控诉我的罪行,然后就是那一声熟悉的“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话,话音刚落,一杆长枪就伸过来对准我的脑门“砰”地一枪,我在梦里被击倒在地,当时感到自己的脑袋被子弹打空了,梦里的我摇摇晃晃站起来,对着开枪的那个人破口大骂:“他妈的还没有到沙滩呢!”

然后吓醒了,浑身都是冷汗,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写杀人的故事了。我十五年没有写杀人的故事,好了伤疤忘了疼,2004年写《兄弟》时,又回到了那个令人不安的年代,宋凡平死于非命,还有孙伟和他的父亲。

人物周刊:你对中国当下的现实如何看待?你认为一个作家如何保持良心、洞察力和对社会的批判性?

余华:如果一个作家只关心自己的创作,不关心社会,不关心自己所处的时代,不关心别人的生存,这样的作家不可能写出触及社会现实的作品。我兴趣广泛,对很多事情有好奇心,这样的好奇心会转化为一种感受,进而转为创作。

生活在今天这个变幻莫测的时代,只要关心一下别人就会震撼自己。不止是关心自己认识的人,也要关心自己素不相识的人。我的经验告诉我,当我去关心别人的生活时,常常会发现自己的生活。

人物周刊: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野心,就是做一个中国变化的描述者?

余华:这不是野心,是愿望。我试图这样做了。但是,我的努力遭受了一些嘲笑,他们可能觉得不必这样,或者他们认为我没有这样的能力。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应该有这样的愿望和冲动,而且要长此下去。

人物周刊:从你最近的生活经历看来,一个是相对安稳,另一个是接触的人少,你经常出国,你如何了解当下的中国现实?

余华:什么叫生活?一方面是经历了,另一方面是感受到了,我认为后者更重要。我在国外的时间很少,出国一般都是一个礼拜,半个月,最近的一次久一点,去了美国7个月。

有些人昏昏沉沉地生活着,另一些人在生活中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前者就是经历再多也很少,后者就是经历很少也会多。这些年下来,我在其他行业里接触的人越来越多。有知识分子,当然以知识分子群体为主,我所接触到的人都会给我提供他那里的信息。在家里时我上sina网看新闻,可以立体地了解中国每一天都在发生什么。

人物周刊:你过去获悉信息的方式是什么呢?

余华:我上小学时就喜欢看《参考消息》,到了我上初中高中以后,我有一个必修课,下课以后背着书包不是回家,是站在大街上看大字报,那是文革时期,看大字报是为了知道我们海盐正在发生什么。还有一个必修课,就是站在我们县城邮局门外的报刊亭前,看《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和《浙江日报》,我是从头到尾看下来,这是为了知道我们中国正在发生什么。

人物周刊:谈谈你的朋友圈子?

余华:80年代我接触的人不是文学编辑就是作家,到了90年代接触到了其他行业的人,不再是文学界的了。到了2000年以后我越来越宽泛,每个人身边都有一个群体,你接触了一个人,就会自然地接触到一个群体。我现在认识的朋友确实是越来越精英了,有趣的是、这些精英总是关注底层民众的生活,我和他们有着共同的兴趣。

人物周刊:你如此关注现实,而且很努力,那你有没有过自我反省?

余华:1998年,我去意大利,他们让我上台去说话,只让我说一句话,我走上讲台时还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上了讲台后我突然脱口而出:“我们所有的人说过的话,包括逝去的人和健在的人,都没有我们经历的生活丰富。”

这两年我在写作《兄弟》时,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就是我有很多想写的,可我无法表达出来,因为它们进入不了我的故事。比如李光头的故事,我已经尽力去丰富了,但仍然还有很多东西无法加入到叙述系统之中。这还都是我所了解的,我相信还有更多的浩如烟海的事情是我不知道的,这已经不是一个作家的局限,而是一个人的局限。

人物周刊:你如何看待你自己在当下作家中的位置?

余华:我受到过杰克·伦敦一句话的影响,他在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回信中说:宁愿去读拜伦的一行诗,也不要去读一百本文学杂志。我的理解是,就是要把美好的青春,放在经典文学作品的阅读上。当我阅读这些名著的时候,有两个感受,一个就是激动,抑止不住的激动;另一个就是灰心,自己能够写到那么好吗?

在我之前,活着的或者死去的作家已经形成了一个文学的森林,我给我自己的定位,就是在这个森林里面成为一颗树,我希望自己能够长得高一点。

这就是作家与作家之间的关系。虽然大家可能相互之间都看不起对方,那只是品种不同,如果有一个品种的树死了,就会引起水土流失,大家都会遭殃。作家增加10个,增加100个,不会给文学带来负面影响,相反只会让文学的森林更加茂盛,你要是一棵孤零零的树木,就很容易死亡。

人物周刊:你认为你写作有进步吗?

余华:对于一个不到80岁的作家,过早地去说他,我觉得都是不太准确的。我觉得我写《兄弟》时进步了,可是有人说我退步了,就像当年我写《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时一样,我认为自己是在进步,可是有人说我在退步。

人物周刊:谈谈你写作的收入?

余华:去年是我收入最多的,出版社付给我大概100万元的版税,以前的几年都是靠旧作再版加印,差不多每年有20多万再版的版税。有了稳定的收入后,对我来说有助于写作。如果我整天为了生计东奔西走,我就很难写作。

人物周刊:那你现在还有什么爱好?

余华:我现在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看NBA火箭队的比赛,看姚明的比赛,再上网看有关姚明的评论。我把妻子和儿子都发展成火箭的球迷了,我儿子三年前还写过一篇作文《全家都是姚明迷》。

怀念80年代

人物周刊:谈谈1980年代对你写作的影响?

余华:我现在很怀念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那是一个充满了激情的年代,大家刚刚从文革中经历过来,思想的禁锢和艺术的枷锁仍然捆绑着我们,可是那时候的知识分子充满了勇气,姿态是反叛的,努力去冲破种种思想的禁区。

80年代的社会政治环境,时而宽松时而紧张,让我们觉得随时都会倒退到文革的时代。一阵政治冷风吹来,大家立刻藏头露尾,一阵政治暖风吹来,又会一个比一个活跃,现在回想起来很有意思。公正地说,当时的知识分子是很有勇气的。

人物周刊:你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在细雨中呼喊》都以一种受伤的少年形象出现,小说中的少年是比较脆弱的。有没有你内心的投射?你有过生存焦虑吗?

余华:有过。我发表《十八岁出门远行》,也就是所谓的先锋小说时,只有《北京文学》、《收获》和《钟山》能接受我的写作方式。当时的政治环境又很不稳定,眼看着自己有几部小说要在著名的文学刊物上发表,自己要冒出来了,政治环境一下子就变了,把我要发的小说全撤了。

当时认同我小说的人本来就非常少,一个月里收到好几封刊物的来信,说我的小说被撤下来了。我记得那是1987年春天,我住在北京的鲁迅文学院,我一个人走了大概十公里,那种感觉太强烈了,我还记忆犹新,觉得暗无天日,感觉自己就要回去重新拔牙了。好在后来赵紫阳出来说话,政治环境温暖了,作品重新发表了。紧接着又是89年的政治风波,我刚刚发表了几篇有影响的小说,觉得自己以后的小说可能又不能发表了。后来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我再次安全了。这种翻来覆去只有80年代才有,90年代以后就再也没有了。现在什么样的小说都可以出版了。

人物周刊:很多人都会提到电影《活着》,你和张艺谋合作有没有不满意?

余华:和张艺谋合作很满意。他是一个很不错的朋友,言出必行。在艺术的判断上,他不喜欢多说话,但是有主见。他会听取别人的意见,却从来不会迷失自己。我们自从《活着》以后只见过两次。我觉得电影《活着》是很成功的。

三部标志性作品

人物周刊:从《活着》开始,你的写作方式变了,有没有你的妥协在里面?

余华:我不认为是一种妥协。《活着》是我很重要的作品,此前的《在细雨中呼喊》是我创作的一个过渡:语言还带着先锋文学的味道,但里面已经有活生生的人了。而在我80年代的先锋小说里面,人物都是符号,叙述方式都是大于我要处理的那个题材。

《活着》之所以是我的一个标志性的作品,因为它转换了我的叙述方式——必须要为题材和内容服务了。刚开始写时,语言方式和原来差不多,写了一两万字就写不下去了,我发现是叙述上出了问题。我就让福贵,一个老人自己来讲述自己的故事,一下子就找到感觉。由于福贵是一个没什么文化的农民,我只能让他说最朴素的话,于是就有了《兄弟》朴素的叙述。

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写到福贵把有庆的尸体埋在树下时,他妻子还不知道儿子已经死了,当他站起来时看到月光下的小路通向县城,我当时告诉自己一定要叙述福贵看到这条小路时的感受,因为前面写了很多有庆从这条小路跑向城里学校的情景。为了这一句描写,我的写作停止了好几天,就是找不到一个意象。后来终于找到了,就是盐的意象 :月光照在小路上,像是撒满了盐。

人物周刊:你的小说从先锋、再貌似回到传统,在《兄弟》里面完成你的转换,你不断地改变,那么不变的又是什么?

余华:我句子的结构很难改变。回顾自己的写作历史,有三部标志性的作品,《十八岁出门远行》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叙述方式;《活着》让我明白了不同的题材应该有不同的叙述方式;《活着》让我有勇气正面去叙述了。

人物周刊:你着迷于变化?

余华:如果我不变化,我的小说到现在还是80年代的叙述,题材也好,时代也好,都是虚无缥缈。像《世事如烟》这样的小说,你可以把它放到40年代也可以放到80年代,没有明确的时间特征。到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以后有明确的时间跨度了,可是叙述中的时代只是作为背景。到了《兄弟》就不一样,时代不再是背景,是一个现场了,所以更加突出。

人物周刊:你在处理这些复杂经验时会不会遇到困难?

余华:不断地遇到困难,我觉得我在处理《兄弟》时,处理复杂经验的能力比在《许三观》时提高了——我只能和我自己比。

人物周刊:想听听你是怎么看同时代的大作家的?比如你写福贵,他是农村的,贾平凹也写农村,你们的差异在哪里?

余华:差异在于,我所处的农村环境和他所处的农村环境是不一样的。我生活在江南农村,那里的农村是郁郁葱葱的,贾平凹是来自黄土地,感觉是不一样的。当你面对的土地是黄色不是绿色时,唤起的情感也会不一样。

文革的刻骨影响

余华曾经被称作是“中国残酷写作的代表人物”,在《兄弟》这部小说里,文革的残酷经历与温暖的家庭情感显然是交错进行的。无论是侧面影射,还是正面描写,余华似乎都没有逃脱“文革”对其心灵的影响。有人认为,余华早期的作品,关注了一个重要的黑暗现实,那就是暴力。余华一开始,就深入介入了这个“司空见惯,却又轻易被忽视和回避的历史现实”。

人物周刊:文革对你的影响刻骨铭心吗?你的童年记忆很多都和暴力相关?

余华:文革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很难用语言去概括。1967年,我7岁,印象很深刻的是在一次武斗中,造反派包围了一座楼,逐步往上推进,把被打得奄奄一息的人从5楼扔下来。

还有一个印象很深刻,我小学1年级的同学,他父亲是地主出身。前一天晚上还看到他拉着我同学的手笑嘻嘻地在说话,第二天就死了:凌晨2点偷偷自杀。我小学2年级时,我的班主任和一个女老师很亲密地在聊天,我感觉他和女老师的关系是最好的。结果有一天上学,班主任带着窃喜的神色对我说:那个女老师被抓了,他们家是地主。

那是我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经历。我一直觉得,当丑恶被推向极端以后,美好也会上升到从未有过的高度。文革时虽然有些家庭成员之间反目成仇,可是更多的家庭空前团结,他们要保护自己,这也和中国传统的文化相关。

《兄弟》的上部,暴力成分很多,但家庭的温暖也有很突出的描写。我记得汪晖给我谈过一个他的看法,他说文革的时候是没有阶级的,但是天天讲阶级斗争,但是现在已经出现了两个以上的阶级了,却没有人再讲阶级斗争。

人物周刊:你的家庭对你的影响呢?

余华:我父亲非常幸运,文革刚开始时,几个造反派就把我父亲弄到乡下去。父亲是我们县里第一个会开阑尾炎的,结果我父亲被发配到乡下去以后,被弄到了公社卫生站,于是我父亲在那里做了无数个阑尾炎的手术。因为我父亲的病人都是农民,他们对我父亲非常友好。我和我哥哥经常坐轮船到乡下去看我父亲,虽然白天大街上充满了暴力,可是孩子(可以)到处乱跑,没有拐卖儿童的事,现在还有谁敢把孩子一个人放在街上自己走?

人物周刊:看你早期的小说,会看到许多“鲜血”、“死亡”的意象。是不是和你父亲做外科手术有关系?

余华:我就是在医院里面长大的。我和我哥哥经常在外面玩时,看到父亲做完手术后血淋淋地走出来,还看到护士把一桶桶血肉模糊的东西倒到池塘里。到了夏天那个池塘上全是苍蝇,像是一张地毯一样。我长大后又做了五年牙医,血淋淋的东西我也看惯了。

人物周刊:现在这个社会有什么东西你还看不惯呢?

余华:看不惯的东西太多了。而且超过了我在文革时期看不惯的东西,由于我现在的位置,我看到了很多假惺惺的人,口蜜腹剑的人。腐败已经进入了很多领域。几乎每个领域都有。这是没办法的了。

作家的政治倾向性我很难界定

带着对现实的关注与焦灼,余华并未变成一个隐遁的“旁观者”,而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他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并没有高于时代,而是与时代平行的。或许是因为理论有限,余华并不能担当思想者的角色,然而他对当下和现世的关心,依旧是热烈、诚恳的。

人物周刊:可以问你的政治立场吗?你是新左派?

余华: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左派,或者是一个右派,在今天的中国很难区分这样的一个关系。而在韩国似乎有这样明确的区分,你刚才所说的白教授(白元淡,韩国学者,曾翻译余华、王安忆等中国作家的作品),她是左翼的,她翻译了《活着》,我们关系很好。在韩国我也有一些偏右的作家朋友,比如李文烈,他是白教授不喜欢的人,但他是我的朋友。

我和汪晖是很好的朋友,他在很多时候被人认为是新左派,我觉得他被误解了。我和他能成为朋友,那是我们之间有很多共同点。

作家的政治倾向性我很难界定,作家写下一个人物,并不等于认同这个人物的全部言行。也许我们可以在某一部虚构作品的人物里区分出哪个是新左派,哪个是自由主义者,可是仍然不能以此界定这个作家的政治倾向,除非作家自己宣布是什么派的。中国好像还没有这样出来宣布的作家。在韩国有宣布自己是什么派的作家,韩国左翼和右翼的界限和中国是不一样的,其实每个国家都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你关不关心今天这个社会,关不关心今天的民众生活。

我性格里有一种非常认真的东西,在写作时假如有一句话我不满意,下一句话就写不出来,我没有办法应付自己。生活中我是眼睛里揉不进沙子的人。我的兴趣在社会底层的生活。我写了二十多年小说,写了二十多年的穷人,到了《兄弟》才出现一个有钱人,还是一个土财主。

我在看待这个社会时,总是习惯站在弱者的角度上去看。我听说过很多奇特的富人故事,我的反应就是吃惊。可是当我听说一个悲惨的贫民的故事时,我感受到的就不是吃惊,而是震撼了。而且会很长时间想着这个故事。我想,虽然我很难界定自己的政治倾向,可是在骨子里,我觉得自己是偏左的。

人物周刊:你有没有关心到国内最近的一些激烈争论?

余华:我很认同汪晖的发言方式。他要是没做过大量调查,没做过缜密分析,轻易是不会发言的。我不太赞同余杰那种,他说话常常是不负责任的。

人物周刊:比如郎咸平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强烈批评,你怎么看?

余华:郎咸平拿这个做文章有他的道理,可我的感觉,他总是在强调某一方面,疏漏其他方面。我记得1996年或者1997年时,在北京开作代会,当时的常务副总理朱镕基来给我们做报告,他告诉我们,刚刚对国有企业进行了全面摸底调查,他说的一个数据吓了我一跳,他说有一万多家国有企业是从大跃进时期开始亏损的,一直亏损到1990年代后期,差不多亏损了四十年。所以国企改革极其艰难,里面的复杂性是难以表述出来的。

任志强提到的富人区的问题,这是事实。我觉得任志强只是把人人都看见的事实说了出来,当然他的有些观点是需要认真讨论的。别人指责任志强我还可以理解,可是潘石屹出来指责任志强,我就很难理解了,任志强还是盖过相对便宜的房子,潘石屹在北京盖的都是很贵的房子。

人物周刊:对这些状况,你的态度是?

余华:首先我不是一个富人,也不是贫困的人。我只是一个作家,一个对自己所处时代充满了兴趣的作家,这也是为什么我用这样的叙述方式写《兄弟》。我知道自己是一个中国作家,我在美国的七个月度日如年,再住下去就要发疯了。当时晚上睡着了做的最好的梦,就是回北京了。后来又从美国去了巴黎,从巴黎回北京十多个小时的飞机上,我激动得睡不着。想象着北京多么美好,到了北京,2004年3月底回来的,一下飞机就迎面遇到沙尘暴(笑)。

人物周刊:你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吗?

余华:我不赞成简单的抗议,也不赞成感情冲动的民族主义,这无助于国家和民族。现在有些民族主义的倾向有些狭隘,有些表演的性质。要是人人都在骨子里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感到骄傲,这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

不是到街头去游行去抗议才是民族主义,砸商店烧汽车不是民族主义,我在香港的电视上看到了这些图像,当世界各地的人通过电视看到这些图像时,作为中国人,我感到有点难过。这种缺少理性的行为,是西方媒体求之不得的,他们喜欢这些画面。少数人在那样做,只能算是民粹,民族主义应该是普遍性的自我意识。

人物周刊:您现在对哪些现状问题有兴趣?

余华:三月份我在上海,和一个住在伦敦的印度作家约好了见面,我们两个人的观点一致,都认为中印关系是两个国家今后最重要的关系之一。两个人口大国的经济增长,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对世界原材料和能源的需求也是快速增长,我们不能去争抢石油和铁矿石,抬高价格让西方人得益。今后中国和印度如何在经济发展上互相合作,而不是恶性竞争,这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产业升级的时机可能来到了,以前都是劳动密集型,现在有了深圳华为这样的公司,这在十多年前是难以想象的。1970年代末,我家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就是上海的凯歌牌,上海还有一个品牌叫飞跃,当年索尼进来收购,两个品牌都没有了。过了很多年后才有长虹、康佳。

在运动服装方面,我们有李宁了,李宁在中国中等城市占有很大优势,我们的运动服装里已经有一个品牌可以和耐克抗衡。十年前的廉价劳动力,是农民工,现在是大量的大学生,比较高端的劳动力富裕,就看如何把握。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可比农民工找不到工作还要麻烦,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肯定会更多。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怎么建设?年轻的有文化的都出去打工了。农村剩下703861部队,就是剩下老人妇女和孩子。中国今天的现实非常复杂,像《兄弟》这样一部虚构小说都会引起那么大的争议,别说那些重大的社会问题了。说实话,我不知道今后的中国会怎样。2000年的时候,我还无法想象今天会有这么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人物周刊:你通过什么热爱自己的国家?通过写作,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掌控了自己的生活,对自己有信心,对国家也有了信心?

余华:可以这么说,对自己没有信心了,对一切都会没有信心。

人物周刊:我们继续谈一下你对美国的印象吧?

余华:从地图上看,感觉美国和中国差不多,可是坐飞机时感觉美国比中国大,我从东海岸的东北角飞到西海岸的西南角,从波士顿去洛杉矶,在亚特兰大转飞机,11个小时,感觉从北京去欧洲了。在美国坐飞机五六个小时,家常便饭。

人物周刊:有没有觉得游历对你视角和心态有改变?

余华:有人问我:“写随笔对写小说有帮助吗?”我说:“没有,只有害处没有帮助。”现在发现是有好处的。在我写小说最好的几年里,我突然停下小说,来写随笔了,我重读了很多经典文学,感受很强烈,这对一个忙于写作的作家是弥足珍贵的。

前些年我经常出国乱跑,就有人问我:出国对你写作有帮助吗?我还是说:没有。当我写完《兄弟》后,发现自己的回答错了。我在国外时和出版商、记者、作家聊天,我讲我童年的中国是什么样子,今天的中国又是什么样子,他们难以置信(他们以为我30多岁,其实我40多了)。他们好奇地问:“你还很年轻,就经历了这样两个不可思议的时代!”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里拥有着无尽的财富,可是很少有人能真正发现,如果离开现有的生活,去经历一下另外的生活,再回来时就会发现自己生活里的很多宝藏还没有开发。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十年来不断出国的经历,帮助我了解了自己。

(实习记者陈琛对本文也有帮助)

艾媚 本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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