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国内十多所著名高校人文社科领域的109名教授集体签名，公开发表了《百余教授集体声明抵制抄袭》。声明建议，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与教育部牵头成立由品行与学术成绩俱佳的学者组成的“学术纪律仲裁委员会”，并制定有关学术纪律仲裁的行业规范。经“学术纪律仲裁委员会”查证和认定，而有关主管单位仍不作出严肃的处理，那么签名教授将在媒体和网络上集体行动，对违规者予以行业惩罚，以捍卫学界的职业荣誉感和尊严。迄今为止，这是中国学术界声势最为浩大的反学术腐败的集体行动。

近年来，中国的学术腐败行为愈演愈烈：科研造假司空见惯，学术丑闻纷至沓来，甚至连顶级学府的著名教授也被指抄袭和冒名出书。但更令人愤慨的是，这些原本应受到重罚的行为却一次又一次地被轻轻略过，直至人们不再提起。在这种无声的鼓励下，后来的腐败者勇气倍增，中国的学术风气已经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

此前，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曾表示，治理学术腐败应该三管齐下：一是道德力量，希望研究人员自觉遵守学术道德，加强自律，所谓“羞耻之心人皆有之”；二是行政力量，通过设立学风监督组织来增强其行政干预；三是法律力量，要通过不断建立健全相关法制，给学术行为不端者以法律的惩处。现在看来，这109名教授的努力表明这三种力量之外，还有学界行业力量值得重视和期待。

事实上，在上述的无声姑息的背景下，道德与法律的力量都有所不逮，行政力量的角色则往往倒置。集体签名的教授以行业的名义，既是要催促行政力量在惩治学术腐败方面要认清角色，有所作为，同时更是要对不作为的行政力量提出替代性的补充方案--由行业来予以民间性的“主持正义”。

但又正如参与其中的陈少明教授所担心的那样，对于这个行动的效果如何，没有人能够轻下断言。这是因为，中国的学术腐败，已然是一种受体制鼓励、受社会催化，甚至是受现实逼迫的产物。

在我国，“做学问”曾经是一个虽让人感觉到清贫但却不乏荣耀的字眼。因为学问本身就追求一个“真”字，这种价值取向注定了做学问就是要对真理负责，对真理不热爱的人也难以做好学问。在传统知识分子那里，一种从未断绝的传统学术精神赋予了学者们对学问的渴求和铮铮傲骨。即使是在时局混乱、危机四伏的年代，鲁迅、朱自清、陶行知等仍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学术风气的澄静，学术品格的高洁，必然要来自知识分子“学术之真”的信念。反思当下的社会环境，“学术之真”的信念，一则我国的学术评价体制迄今未脱离行政干预，甚至直接受命于之。这种完全听命于行政的“学术”，不但难以收获真成果，而且还助长了好大喜功的不良学术品格。二则也极大玷染于急功近利的物欲潮流--学术被视为交换名与利的工具和“货币”，只成为一种手段，而不再成为学人追求的纯洁目标。这行政干预的学术研究体制与物欲潮流下的功利驱动，互相加码，学术抄袭、造假、冒名、浮夸等等腐败行径，遂大行其道。

诚实学风的重建，绝对不是仅仅加强某个惩治学术腐败组织的力量那么简单，它所需要的努力，不但要重建纯粹的监督评价体系，更需要回归“学术之真”的社会大空间。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