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港者列孚 跳进深圳河

2006-02-05 10:22:25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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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江华

实习记者 赵佳月

2006年1月,广州。

列孚穿着厚实的大衣站在大街边,与过往的任何人一样普通,丝毫看不出他是个多年来在香港电影界指点江山的影评人。

33年前,广州向这个插队知青关上了回省城的大门。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他和当时的女友,现在的妻子,扑进深圳河,手脚并用地去了香港。

此去经年,广州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变化——但是,这个曾经是家乡的、南中国最大的城市,现在已经不属于他。

曾经顶着“偷渡客”的黑帽子的列孚,以及成千上万去了香港的广东人,并不认为自己是偷渡。列孚坚持说:“我们是去香港,香港有我们的亲戚。我们只能算游过深圳河去探亲。”

去香港,是为了过好日子

1973年5月31日凌晨。

当时的列孚还叫王凯南,列孚是他现在的笔名。他和女朋友带着简单的行李,在黎明到来之前,站在了宝安县县城附近的深圳河边。

1973年,中国历史上名存青史的深圳还仅仅是小小的宝安县。响应毛主席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号召,从广州来到与香港毗邻的宝安插队落户的列孚,几年下来,觉得自己“看不到未来”。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到给他很多文明教育和快乐的广州。在确切地明白回广州已经没有指望的时候,他选择了对岸的“资本主义香港”。

河很窄,二三十米而已。他不知道河的对岸是不是香港,这个地点是他随机选定的。

和成千上万的偷渡者一样,他不知道他选择的下水点是不是最安全的地方。若干年后,他说那是在“赌博”,是“碰运气”。

“我有些同学进监狱了,有些同学偷渡7次、8次都没有成功,我一次就OK了——也许我游过去的时候,刚好那个边防军偷懒吧!”列孚笑着说,脸上并没有当年侥幸的喜悦。

列孚说,根据别人的经验,边防军是不会开枪的。“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但不会开枪。”

在1970年代,偷渡在广东是“人民内部矛盾”。

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宝安县有个特殊政策,当地农民可以去香港那边种地,同时也允许宝安边境的农民有一些小额的边境贸易,向香港贩卖一些农副产品。

列孚和女友背着背囊跳进深圳河,游向一个可以让自己的生存发生大的变化的世界。

“毕竟不是正正规规、堂而皇之走过去的,而是偷偷爬上对岸。到对岸后,只能从常识去判断:我们安全了,这里是香港了。”

一些内地人游过附近的水库,游到对岸就以为是香港了,其实不是——等着他们的是边防军。“我必须确定我真的是双脚踩在香港的土地上,心里才会踏实。”

游过深圳河之前,列孚还没有结婚。他说,如果结婚了,可能就不想跑了。

“我游过去,不是为了所谓的自由,最单纯的想法就是回到城市。你知道,南中国只有两个城市:广州和香港,香港人称广州为省城。既然广州无法回去,我只能选择香港。”

为了他的这次冒险之旅,他不敢选择在宝安练习游泳技术,而是跳进广州白鹅潭附近的珠江里训练。“在当地练就太明目张胆了。一到广州,我才发现,几千个人都在那里游泳,谁也不能说我游泳就是为了去香港。”

1971年,林彪的出逃对于广州的知青产生了很大的震动。他们看不到前途。此前列孚的很多同学已经游过了深圳河。

“广东人去香港是有根的。”当时的政府在意识形态绷得很紧的情况下,宽容地认为他们这样过去的人,不是偷渡,而是非法探亲。“就算是被抓了,也不会有太大的惩罚,只用一两个月集体劳动,汇报思想,自我批判等等,就放回来了。”

岭南文化使得广州人在那个年代表现出与内地人的天壤之别。张瑛是香港当红大明星,当时中国内地是样板戏的一统天下,张瑛的电影却能在广州家喻户晓。当张出现在广州的一个球赛会场上时,全场欢声雷动。列孚说:“文化,始终把省港紧密结合在一起。我去香港,没有觉得有任何异样。”

从扛煤气罐,到邵氏公司配音演员

一晃在香港二三十年。1949年出生的列孚,在香港开始自己的艰苦奋斗。

也简单,也传奇:从扛煤气到做传媒,从杂志到报纸,后来又做上了影评人。

记者采访的当天,报纸上还登着他的影评——《一不小心,大片贻害中国电影》。出现在媒体上的列孚名字前边常常带着“香港影评人”的头衔,他却不承认自己是职业影评人。“在香港,职业影评人是养活不了自己的,只能业余去做,但基本上是个职业观众,什么电影都看。”他也不认为自己在影评界是主流,更喜欢说自己是“主流中的非主流”。1986-1987年列孚拍了两部电影,然后又回到平面传媒,做策划。

游过深圳河之后,对岸的一户人家收留了他们。列孚打电话通知同学来接应,但是他们收钱。“女的比男的贵,我太太300元港币,我200元。”

事实上,这次“偷渡”,这对恋人并没有带多少钱过去。

到了香港后,列孚写信给父母报平安。“如果事前告诉他们,他们肯定很担心,肯定不答应。”

女朋友到了香港后,住在她舅舅家里。上了岸的列孚一无所有,女孩的舅舅反对这对“过河鸳鸯”继续来往——因为列孚是个穷小子。

香港政府对这些偷渡客往往网开一面,他们比内地人更了解大陆发生的事情。他们仔细地询问列孚在广州的生活细节,最后证明他身份的,是知青点的一张饭票。很顺利地,他拿到了香港居住权的证件。

列孚开始寻找工作。他租住了一个很小的房间,租金900港币。他在香港的第一份工作是扛煤气罐,管吃住,这对于初到香港的人来说是最重要的。底薪600元港币,额外的收入是小费。小费比底薪还要高,1000多港元。“我扛着两个大煤气罐爬楼,最高的是9楼。”

列孚开始在香港“白手安家”,从1973年5月的那个黑夜开始,从最底层的劳工开始,列孚一点一点改变自己的生活。

一次扛煤气时,列孚扭了腰。这份工作他无法再坚持下去了。同学的妈妈知道列孚喜欢写点文章,介绍他到一家报馆工作。半年后他在报纸上看到邵氏公司招聘配音演员的启事,便去报名。和他同去报名的,有3000多人。三轮淘汰之后剩下50个人,培训半年后再考试,签约的只有8个。

从市区坐邵氏公司的巴士去影棚,第一轮有八九辆车,第二轮剩下四五辆,第三轮只剩下一辆,列孚就在这辆车上。

这是列孚首度“触电”,一触就是4年,1年配音,3年编辑。1979年,他离开邵氏公司,揣着4年来积攒的七八万港币,加上同人入股,创办了《中外影画》。

当时香港的电影杂志很多:《南国电影》、《嘉禾电影》、《银色世界》、《银河画报》,还有一本《电影双周刊》,连《中外影画》一共6本,只有《中外影画》是私营的同人杂志。

“如果没有那次的奋力一游,很难说我的历史会是怎样的。”那几年,偷渡的广东人有数万人之多,到了香港后各种遭遇都有。也有在海上淹死的,也有在深圳河屡渡屡败的。

“世界上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这跟每个人的性格,和是否有一个随遇而安的心态有关。”

人物周刊:你在香港扛煤气罐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将来?

列孚:没想过。先有口饭吃再说,毕竟香港还是一个比较文明的社会,心里还比较舒坦,虽然辛苦,但是也不会觉得比别人低一等,这也跟自己上山下乡锻炼体力和吃苦有关,让我早有思想准备,到香港不是来发财的。最难过的是父母不在身边,和家里分开一段时间,会想家。

人物周刊:你当时没有什么远大抱负吗?

列孚:没有。刚到香港,人生地不熟的一个地方,完全不同的社会,只能走到哪儿算到哪儿,总的来说我觉得自己还是比较幸运的,到现在为止,一直是在做自己有兴趣的工作。

人物周刊:从1973年到现在33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列孚:香港这个社会能够让你发挥自己的所长,只要你有能力,就会有让你表演的舞台。这个社会基本上是平等的,只要你肯努力就不会饿死。

人物周刊:作为一个香港人,对广东和内地这30年的变化有什么看法?

列孚:广东早就应该走这样一条路,从各方面来看,广东是接受外来文化最早的地方,以前广州是南方惟一的一个大城市。实际上,一些老的广州人和老的香港人都是一样的,说起一些话来和香港人一样,买邮票叫买stamp,坐出租叫taxi。只是1960年代以后,政治运动和经济困难,省港格局逐渐出现了变化。

省港一直是一体的。有省港大罢工啊,唱戏的叫省港大班,老一辈人从来都说“回广州”,而不说“去广州”。有这么一个人文的关系在里面,所以朝着这方面发展是必然的。

1960年代3年经济困难的时候,据说大批广东人去了香港,陶铸是广东省委书记,他没有阻止。广东的领导人跟内地是有很大不同的。这些情况在内地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在香港,为周恩来默哀1分钟

1976年,列孚和当年一起游过深圳河的女友结婚已经3年,有了一个2岁的孩子。

这一年,大陆这边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变化,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唐山发生大地震,“四人帮”被抓。

人在香港的列孚,每天早晨听收音机获取国内讯息。那时,身在香港的内地人,与国内联系普遍都很稀少。

之前列孚没有听说周恩来身体不好的消息,所以,最初听到周恩来逝世的消息时,列孚觉得非常意外,继而难过,难过中又不免担忧。几天后,收音机播出新闻说,周恩来追悼会在北京举行,他低头默哀了1分钟。

这年9月,他为改变了他的生活的毛泽东,也低头默哀了半分钟。

这一年,在邵氏公司,列孚已经从最初的配音升为编辑。工作之余,列孚还和一批和他一样游过深圳河的“红卫兵战友”开始反思“文革”,创办了一份同人刊物《黄河》,针对国内的事件,发表政论文章。

听说“天安门事件”的消息后,列孚和六七个老红卫兵在一起聚会,讨论国内的形势和走向。香港媒体对该事件的报道并不多,香港社会对这一事件的反应也异常平淡,当这些来自内地的老红卫兵说好了一同到新华社香港分社献花圈的时候,旁观的人们非常不理解。

唐山大地震的时候,列孚也听到了消息。

毛泽东去世后,香港的中国银行门口人山人海,新华社香港分社在那里开追悼会,列孚在人群外面远远地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开。

他和深圳河这边的人们,已经完全是两回事。

广东:从来就和内地不同

在1970年代的政治话语中,列孚这一拨人的“出走”,被称为“叛逃祖国”。列孚从来不承认自己是“叛逃”。“比起内地,广东人更熟悉香港。我们是去香港,而不是逃到香港。”

广东人中有很多人的亲戚在香港,尽管香港被宣传为“穷人的地狱,富人的天堂”、“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广东人和广州的知青,没有人相信这样的政治宣传。“我们对河那边的真相很清楚。”列孚说。

早在中学时代,“列孚们”就从香港电影和国产电影中懵懵懂懂地意识到广东和内地的差别,但是列孚更深入地了解国门之外的世界,是在认识了一位匈牙利人之后。

童年时代的列孚最喜欢游泳。冬天,列孚和伙伴们在河中游泳,迎面过来一位“国际友人”,和3个正在游泳的中学生打招呼,他懂一点中文,列孚和他的小伙伴懂一点英文。交流中他们了解到:这位“国际友人”是匈牙利人,是广州建筑电视塔的工程师,叫罗曼,住在沙面。每天早晨跑步的时候,总能看到3个小孩在游泳,很好奇,特地让他的司机把他带过来。

就这样,在1960年代初,在广州的一个角落里,3名中国中学生和一位匈牙利人成了忘年之交。随后,列孚和小伙伴们跟匈牙利人约好,每个星期天见面,有时罗曼的太太也会参加。列孚带这对夫妇到西关去玩。当时广东人喜欢穿木屐,女式的还有高跟,鞋面上画有漂亮的图案,罗曼夫妇买了一些木屐回去收藏。他们还认识了捏公仔的小贩,这些小贩教他们捏孙悟空、猪八戒,他们则教小贩捏白雪公主、小矮人。

3名同学中有一位比较穷困,冬天没鞋穿,罗曼太太送给他一双人字的海绵拖鞋,他就觉得特别珍贵,把它钉在木屐上面,不让它沾到地。沙面有家叫“经济餐厅”的西餐厅,罗曼夫妇经常带孩子们去那里吃牛扒。列孚认为,这些交流,“最重要的是开阔了我们的视野,让我们更多地了解到外面的情况。”

孩子们每次到罗曼夫妇下榻的宾馆都要登记,来往多了以后,学校开始注意这件事。有一天他们约好了去越秀山,可是临了,学校通知列孚到校长办公室温习功课,另外两位同学由政治老师带着去看展览。一位老师在办公室里看着列孚,这时,老校工过来喊老师接电话,老师边训斥列孚“乖乖呆着!”边跑出去接电话,列孚瞟一眼校长办公室的钟,此时已是10点,便一溜烟出了校长室,爬上墙头,出了学校,与罗曼汇合去了。

列孚在中学时已经具有了反叛的个性。学校里有班干部出的黑板报,他就拉了几个同学另外办了一个板报,与学校的黑板报“唱对台戏”,取名为“思潮社”。运动开始之后,校长亲自给“思潮社”的成员上政治课。校长走进课堂,一声不吭,转身在黑板上写了3个大字:论思潮。

回忆自己的过去,列孚并没有太多激动。

这个没有富贵起来的人,现在沉默着往来于省港之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他说,在香港他很普通,仅仅是一个“资深传媒人和影评人”。采访他的那天正好是圣诞节,他执意中断进行了一半的采访,因为他要陪同美国回来的女儿过圣诞节。

艾媚 本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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