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交官动情回忆:我最后一次见到周总理(组图)

2006-01-06 08:48:10 来源: 南方周末(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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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逝世30周年祭

  编者按

  今年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30周年的日子。带着对他的深切怀念,记者近日采访了多位老外交官,他们都曾给周总理做过翻译。从这些外交官们动情的叙述中,我们不仅了解到了周总理一些鲜为人知的生活细节,也让我们从中感受到新中国第一任总理的伟大人格和他为了国家的外交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借此再次表达我们对周恩来总理最崇高的敬意。

  “伊朗的阿什拉公主对周总理非常敬仰,所以她提出一定要去看周总理。那次是最后一次见总理,当时他脚肿,穿了一双很大很大的特制布鞋……”———华黎明

  “过去,周总理签字是很快的,但是这一次签字,他费了很大劲,可以说是一点一点写出来的。他的手一直抖,‘周恩来’三个字花了很大劲和毅力才写出来。”———程瑞声

  最后一次签约 总理的手一直在抖

  施燕华(前驻卢森堡大使):我最后一次见到周总理,是在他去世以前的最后一次外事活动中。1975年7月1日,中国同泰国建交,同泰国的建交公报是由周总理和泰国总理两个人亲自签的。那时候总理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双方就在北海对面的305医院里会面。

  我们进去后看到,总理因为脚肿,已经不能穿皮鞋了,他穿的是布鞋。像我们这样的普通工作人员,总觉得总理好像身体挺好,没想到总理病成了这样。但是,在接见外宾的时候,他还是打起精神来,就像健康人一样,讲话的思路非常清楚。

  程瑞声(前驻印度、缅甸大使):过去,周总理签字是很快的,但是这一次签字,他费了很大劲,可以说是一点一点写出来的。他的手一直抖,“周恩来”三个字花了很大劲和毅力才写出来。这也是他签的最后一份公报。

  最后一次演讲 总理的脸庞异常消瘦

  江康(外交部前礼宾司司长):最不平常、最使我激动的是1974年的国庆招待会,这是总理最后一次出席这种大型招待会。

  当总理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时候,全场掌声雷动,同志们克制不住自己兴奋的心情。当时总理的脸庞已异常消瘦了。如果按一般的惯例,周总理要发表一个国庆致辞,由于总理的身体比较虚弱,大家就请求他不要讲了,但是周总理还是坚持要讲。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说要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繁荣的社会主义强国。总理的讲话多次被听众的掌声打断,他讲完后,大厅里又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当时大家都期盼着他能早日康复,但是很遗憾,这次讲话成了他最后一次讲话了。

  外交艺术:他是中国外交之魂

  作为新中国首任外交部长,周恩来曾说:“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决不能局限于到外交部搞工作,而是搞官方、半官方和民间结合起来的外交。”

  作为联合国第二任秘书长,哈马舍尔德曾说:“与周恩来相比,我们简直就是野蛮人。”

  作为周总理生前的翻译,接受本报采访的老外交官们这样评价:“周总理是将外交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纯熟结合的成功典范,是我们外交官的偶像。”

  坚如磐石 严厉批评基辛格

  过家鼎(前驻马耳他、葡萄牙大使):周总理在外交方面的立场非常坚定,中国外交史上几次重要表态都是他作出的。

  第一次是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周总理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对自己的邻人进行侵略而置之不理。”果然,这句话讲完两个礼拜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就入朝参战了。

  第二次是在1955年4月万隆会议期间,周总理发表声明说:“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不要跟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接着,周总理又指出台湾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美国侵占了台湾,应该从台湾海峡撤出武装力量;另一方面,台湾从历史上、法律上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用什么方式来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无权干涉。

  第三次表态是在中美建交前夕。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是在周总理的亲自主持下实现的。大家可能会以为周总理与他举行会谈一定很友好,其实周总理非常严肃地批评了美国对越南的侵略,批评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立场。当时,基辛格是恭恭敬敬地聆听。

  张锡昌(前驻法国使馆参赞):国际社会称周总理是“解决外交难题的能手”,确实是这样。我参加的中法建交谈判就是总理外交艺术的杰出体现。

  1963年10月,法总统戴高乐派前总理富尔来谈中法建交,双方一共谈了6次,是总理亲自主持的。谈判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法国跟台湾的关系。富尔表示法国只承认一个中国,但又强调中法在互相承认的问题上不应该提任何先决条件,所以希望中方不要坚持法国必须首先跟台湾断交。于是谈判陷入僵局。

  这时,总理安排法国代表到内蒙、山西参观访问几天,并准备了一个新的方案,即中法在达成“三点默契”的基础上先建交,然后法台再断交。这种模式在外交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法国也就成了唯一一个跟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而不首先宣布跟台湾断交的国家。
  柔如春风 清粥小菜化矛盾

  胡传忠(前驻英国使馆参赞):总理的外交手段的确很灵活。上世纪70年代末,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访华,向中国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援助要求。周总理说无法完全满足,双方因此僵持不下。周总理就指示外交部的同志第二天请阿尔巴尼亚代表们访问大寨,并交待说明天的晚餐就吃小米粥、玉米,再准备几个简单素菜和一个荤菜。当时,负责的人都不相信,说招待外宾怎么只有一个荤菜呢,于是又给准备了两个,但总的来说吃得还是比较简朴。

  从大寨回来以后,周总理就对阿方代表说了:“你看中国目前的情况还是比较艰苦的,我们多送给你阿尔巴尼亚一吨米,我们就要勒紧自己的裤带。”后来,那个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就降低了要价。

  程瑞声(前驻印度、缅甸大使):1960年4月周总理访问缅甸时恰逢缅甸的泼水节,缅甸总理吴努便要求全体中国人员穿上缅甸民族服装参加泼水节,周总理马上表示同意。第二次是在1961年1月份,周总理率领一个400多人的访问团去缅甸。1月4日是缅甸国庆节,缅甸领导人又提出要周总理穿缅甸民族服装出席国庆活动,周总理又同意了。第二天,也就是1月5日,吴努陪周总理参观缅甸的古都曼德勒时,希望周总理还能再穿一次缅甸的服装。为了曼德勒人民,总理又同意了。

  在这次访问期间,吴努还提出要周总理和他一起为和尚们布施。本来,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做这些很不便,但是,总理经过考虑还是同意了,这在当地引起了很大反响,表明总理非常尊重他国的宗教信仰。

  稳如泰山 巧对美记者提问

  梅光(原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干部):谈到周总理的外交技巧,我记得有好几个小故事。解放初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一名不怀好意的外国记者问周总理:中国现在还有没有娼妓?面对这个挑衅性的提问,周总理沉稳地说:“有,在台湾。”仅仅四个字的回答,既客观又现实,令当时中外记者佩服得五体投地。

  还有一次,一个美国记者在采访周总理时在他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一支美国产的派克笔,于是便用讽刺的口吻说:“请问总理阁下,你作为一个大国总理,为什么还要用我们美国生产的钢笔?”周总理风趣地说:“谈起这支笔,话就长了,这是一位朝鲜朋友的战利品,是他作为礼物送给我的,我觉得这礼物也的确很有意义,就收下了。”这位美国记者讨了个没趣,满脸通红,无言以对。

  还曾有一名美国记者问周总理:“为什么你们中国人把脚下走的路叫马路?”周总理机智地回答说:“因为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路———马路。”这个美国记者接着问道:“我们美国人走的路都是仰着头,为什么你们中国人走路都是低着头?”周总理微微一笑回答说:“有什么奇怪的呢?走下坡路的人总是爱仰起头来,走上坡路的人自然是低下头啦。”

  为人处事:他就像我父亲一样

  “周总理是伟大的革命家、领导人,但在我心里,他就像我父亲一样。他这一生没有小孩,但是,我们都是他的孩子,我时常这么想。”———程瑞声

  “尽管四十余年过去了,但是总理留给我的印象还是很深刻,直到现在,我还经常做梦梦到他。”———范承祚
  图:1938年夏,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武汉会见美国著名进步记者和作家埃德加·斯诺。

  平易近人 早起给外国员工拜年

  范承祚(前驻阿尔巴尼亚大使):1963年岁末,周总理访问了阿尔巴尼亚。我作为翻译随行。1964年元旦那天,天刚刚亮,大概7点左右,我听见有同事让我赶快起床。我立即套上衣服跑出去,只见总理衣着整齐、神采奕奕地正迈步走向我们下榻宾馆的大楼梯。这时,下面的大厅一下子灯火齐明,从后台好几个门里走出来一群阿尔巴尼亚籍的宾馆员工,他们有的戴着厨师的帽子,有的穿着清洁员的衣服,站在那里。

  总理跟他们一个一个握手,向他们祝贺新年,并祝他们家庭幸福、工作顺利。炊事员、招待员、清洁员、洗衣员、理发员、司机、电话接线员还有仓库保管员都出来了,他们想一睹周恩来的风采。让他们感动的是,为了给他们拜年,周总理居然起这么早。实际上,总理头天夜里根本没睡觉。

  事情过去几十年了,直到现在,这件事还在许多阿尔巴尼亚人中流传。

  程瑞声(前驻印度、缅甸大使):除了平易近人,总理还特别细心地为我们翻译人员着想。比如,我们在替毛主席翻译的时候,由于他的湖南口音非常重,周总理知道我们这些年轻翻译不大容易听懂,就预先把毛主席的有些话先翻译成普通话讲给我们听,这对我们的帮助实在太大了。

  总理还十分关心我的恋爱和婚姻情况,今年是我和我的夫人李路恋爱50周年,我的恋爱、婚姻是跟中缅友好分不开的。1956年,周总理为了搞好中缅谈判的气氛,特意带了一个歌舞团去缅甸访问演出。这个歌舞团是空军政治部歌舞团,只跟周总理去过缅甸,没有去过别的国家。我的爱人就是其中的一名舞蹈演员。这次偶然机会让我们互相认识,回国后,我们就确定了恋爱关系。周总理知道后非常高兴,跟我开玩笑说:“想不到你啊,谈恋爱还挺有办法,一次机会就抓住了。”在我们有了孩子后,周总理有一次还特意询问我孩子的情况。

  体贴入微 问候患病的同志

  江培柱(前驻日本使馆官员):我到驻日使馆工作以后,有一次生病住院,外交部日本处的丁民副组长带领中国的代表团访日,特意到医院去看我。

  回国以后,代表团在向周总理汇报工作时,提到了我住的那个医院的环境、设备以及我的情况,总理立刻关切地问:“江培柱住院了,不就是那个小胖子吗,生的什么病?我好久没见到他了。”总理还让人给我带话:“转告他好好疗养、休息。”我非常感动,觉得一个国家总理能够如此关心下边的工作同志,让人永生难忘。

  董宁川(前驻法国使馆参赞):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有一次,刚果(布)一个政府代表团来中国,总理亲自接见了他们。后来他们也想见毛主席,总理把工作安排好后,就让我陪他去长沙见毛主席。

  当时从韶山到长沙是土路,一路上颠颠簸簸,总理就在车上继续同刚果(布)特使交谈。刚开始总理同代表团的特使坐在后排,我坐在前排给他们翻译。谈了一段时间之后,总理觉得我一直坐前面把头掉过来翻译太累,就要求跟我换位,让我坐在后面,而他坐前面。我说不行,哪能让总理受累,可总理一直坚持,最后还是换了。对此,刚果(布)的特使也对总理佩服得五体投地,说从来没有见过如此体贴下属的国家领导人。

  宽严并济 让翻译同桌吃饭

  华黎明(前驻伊朗大使):我在当翻译的时候,感觉总理的工作作风十分细致,所以,人家说给周总理当翻译是很困难的,因为他懂英语、法语。虽然他并不懂波斯语,但他总是很仔细地听着。

  总理对工作一丝不苟,对我们这些翻译的要求也很严格。一次,伊朗王后回请总理,吃饭的时候,对方提出要在饭上浇点汁儿。因为我是南方人,发音不是很标准,我就将汁儿理解成了汤,跟服务员说,客人还要点汤。总理说:“你说的不对,这是汁儿,不应该说汤。”

  总理还非常强调,翻译也应该有平等的地位,所以凡是在总理举行的宴会上,就有个规矩:翻译都是要上桌的,而且都必须坐在领导人边上。

  此外,总理还主张翻译的名字要见报,如“参加会议的有谁谁谁,还有工作人员谁谁谁”,所以,如果你们去翻翻上世纪70年代的报纸,还能找到我们这些翻译的名字。(据《世界新闻报》)

  生活点滴:他一天工作18个小时

  “如果没有接触过总理的话,对于那么多补丁之类的故事,也许都不信。但是接触过总理的人就会知道,总理确实非常朴素、非常节俭。”———江培柱

  “总理一天到晚就是工作。日内瓦的风景优美,同志们怕他累着,劝他休息休息,去看看风景,可他没有时间。总理几次跟我交代事情的时候,都是满脸泡沫,正在刮胡子。”———董宁川

  细致认真 看一箱书了解缅甸

  程瑞声(前驻印度、缅甸大使):1956年12月,当时的缅甸执政党主席吴努来中国访问。他到中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谈中缅边界问题。

  中缅边界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一般人都不太了解。我当时因为在缅甸工作过,所以了解一些情况。然而在谈判时,周总理对中缅边界问题了解得如此详细、如此准确,使我感到非常惊讶。后来,毛主席对吴努说,我们周总理为了这个事情,还看了好几本书。说是看了好几本,但后来我了解到,其实是看了一箱书。

  范承祚(前驻阿尔巴尼亚大使):1963年访问阿尔巴尼亚时,周总理一行于除夕从非洲飞抵阿尔巴尼亚,当日下午在接受了地拉那市民万人空巷的夹道欢迎后,紧接着就参加阿方安排的民间和官方“3+3”活动。这六大活动结束之后,已是1964年元旦凌晨4点钟,下榻在地拉那国宾馆内的总理随行人员已基本入睡。

  我的房间就在周总理大套间的隔壁,我心里就想,访问了那么多的国家,今天又参加那么多的活动,总理累了该休息了。因此我很自觉地轻手轻脚往我的卧室走去。突然传来一个亲切而熟悉的声音:“小范,还没睡觉啊?该休息了,天亮以后还有很多事呢。”我抬头一看是周总理,他穿着一件旧睡袍,上面打着几块补丁。他在踱着步,我想他一定在考虑着天亮以后的安排,包括跟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会谈。

  1966年6月,周总理再次应邀访阿,时值中国石油代表团也在。周恩来同阿方领导人霍查一道接见了该团。霍查对代表团成员王进喜说:“我们知道你是大庆的铁人,而周恩来总理则是亿万中国人民的铁人啊!”

  不知疲倦 一天只睡两三小时

  张庭延(前驻韩国大使):周总理工作不知疲倦,这一点从我跟他不多的接触中,我深深地体会到了。周总理一般是白天工作,夜里开会。外交部的工作人员有时就接到通知,说周总理晚上要召集开会,不要离开。周总理一般彻夜不睡,第二天上午睡觉,下午开始工作,一直到夜里。

  过家鼎(前驻马耳他、葡萄牙大使):在总理身边工作,有时是十分劳累和紧张,总理那种日以继夜、不知疲劳的忘我精神,使我们感觉有点惭愧。他年纪那么大,一天工作18个小时,从来不间断,有时候只睡两三个小时。而我们跟他工作一个星期后,就搞得筋疲力尽,感到吃不消了。

  另外,总理吃饭很简单,面条、酸辣汤什么的,他经常一边吃一边听旁边的人讲工作。

  生活俭朴 出国只带一只旧皮箱

  江康(外交部前礼宾司司长):1963年12月,周恩来总理访问亚非14国。摩洛哥是第二站,当时我在摩洛哥使馆工作,接到的任务是押运总理的行李,从机场到住地。

  当时摩洛哥方面为总理的行李准备了一辆军用卡车,并安排一个班的士兵护送。周总理的行李当时只有一只皮箱,箱子很轻,也不大,是黄牛皮做的,地地道道的中国制造。棕色的皮箱边缘镶嵌着的皮带已经磨成了黄白色,说明这只皮箱跟着周总理走南闯北已经很多年头了。

  箱子被放在偌大的卡车中间,卡车显得空空荡荡。到了宾馆后我就把总理的箱子拿上楼,交给了总理的卫士长成元功同志。他跟我讲,这里面有一包总理要洗的衣服,因为领口和袖口都破了,重新缝补过,不便让对方洗,请你们带回去,让使馆的女同志洗一下。

  我们都知道,总理的外交风度和魅力是举世闻名的。但没想到我们总理的行装竟是这样子的。

  轶事

  联合国降半旗悼念

  美国学者唐德刚教授认为,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出了“两个半”外交家,周恩来总理就是其中的“一个”。

  关于1976年1月,联合国总部“破例”给已故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降半旗的故事,虽然至今仍没有一个确切的版本,然而围绕周恩来总理去世所发生的一切却成就了他另一个不朽的传奇———

  1976年初,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只有103个,但却有130个国家的党、政领导人发来唁电、唁函;几乎所有重要国家的报纸、电台都在第一时间播报了这一消息;更值得世人瞩目的是,联合国《旗典》中规定的哀悼领导人的降半旗仪式,第一次应用于一位现职去世的国家领导人,甚至突破了《旗典》中关于降半旗最多两天的规定,一个星期时间联合国总部上空没有升起任何一个会员国的国旗……

  去世时夫妻积蓄仅5100元

  据1976年总理去世后负责整理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工资收入和支出账目的人回忆,周恩来的收入只有单一的工资和工资结余存款所得的利息,别无进账。而支出项目也主要集中在伙食费、党费、房租费、订阅报纸费、日用开支以及补助亲属和工作人员、捐赠等。


  据统计,总理的工资是400.80元,邓大姐的工资347.50元。从1958年到1976年,一共是161442.00元。用于补助亲属的36645.51元,补助工作人员和好友的共10218.67元,这两项支出占两人总收入的1/4。至于总理的积蓄,总理也曾立了规矩:凡是积蓄够5000元,没什么用,就交党费。就这样,总共交了14000元。总理1976年1月份去世以后,两个人总共才积蓄了5100元。所以说,两位老人非常俭朴。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去世时所留给这个世界的。(据《南方周末》,有删节)

Kitten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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