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抗争”系列:被抓后决不认贼作父

2005-08-18 05:11:32 来源: 华商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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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回眸:

中国的“情报双星”

当记者说起“情报双星”张永兴、张克兴时,刚刚还在笑着的88岁的“老八路”张静猛地沉默了,过了好久她都不愿再抬起头讲话。

张永兴是张静的大哥,一位中国谍报史上的传奇人物,他生于山东、长于辽东、学于苏联、牺牲于黑龙江。

张永兴因蒋介石的“不抵抗”,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在苏联“双面间谍”、“东方谍王”理查德·佐尔格的训练下,最终成长为一代优秀的谍报人员。

哥哥加入共产党

“我在家里排行老七,张永兴是我大哥,他的交通员张克兴就是我五哥。当初我妈妈说我一个姑娘家,不用念太多的书,要给我相亲,就是我大哥劝说妈妈要我继续念书的,我才因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张静说。

“当时我们家里穷,大哥在南开中学还差半年就毕业了,可是父亲突然去世,没办法,他只好辍学,家庭的负担落在了他和母亲两个人身上。”张静回忆,在张永兴个人的努力下,他成为了天津《大公报》安东(今丹东)分馆经理,与此同时,身为国民党员的他也开始接触共产党员。

“九一八”事变之夜,张永兴就住在沈阳,在日军的隆隆炮火中,他愈发认识到蒋介石不抵抗的本来面目,最终宣布脱离国民党,在北平西郊区委青年团书记王兴让的介绍下,于193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张永兴在他的《血战归来》里回忆说:“恰巧‘九一八’这天晚上,我住在沈阳大西关一个朋友家里,当晚大约10点钟,就听到有极猛烈的重炮声,马路上的马蹄声足足响了一夜……

次日晨约6点钟,一个朋友跑来对我说:‘你们还不知道吗?沈阳已被日本人占领了!昨夜的大炮是日本人在攻打兵工厂和北大营,中国兵都已撤退了,现在完全被日本人占领。’我们听了这些话是半信半疑地出了大门,走出不到一百步,便在一个街口遇到一个死尸,他身穿宪兵大衣,被刺刀刺倒在地上。再往前走,接连发现军人和警察的尸体,横倒竖卧地堆集在马路上,马路上行人极少,平时繁荣的沈阳顿成一座死城。一群胸佩徽章的各机关职员,被武装的日本兵绑着押送到军部里去,三十五十的日本兵则乘着载重汽车,开足马力在马路上跑来跑去,大呼小叫地示威。我虽然不明白他们呼叫的是什么,但能明白这是‘胜利者’的表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联络员

此后,张永兴开始入关南下,并在老师金先生的推荐下来到了中国首支抗日武装高鹏振的部队(详见本系列报道第16期),当时他的部队就驻扎在今新民市境内。

张永兴也因此成为了第一位“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委派出关联络义勇军的工作人员。

张静说,张永兴到了高鹏振的部队,除了学习马术外,每天都忙着造册子写布告贴标语、对军队进行政治改编,这令大多是“马匪”出身的义勇军们很不理解。

据张静介绍,当时有的人说:“我们怎么能把真实姓名告诉人呢?这简直是造反!”但高鹏振是很同意这种办法的。乡间的人们看布告,听说是要打日本,一个个都摩拳擦掌说:“干!”

就这样,在极短的时间内,张永兴帮助高鹏振的部队完成了改编,部队总人数不下1300余人。

有幸结识“双面间谍”

“在北平的时候,我哥哥总把一些陌生人找到家里商量事,当时我还小,他就让我到门外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来,长大以后我才明白,当时大哥就是地下党,我成了他的小‘交通’……”张静对记者说。

看过电影《佐尔格》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名苏联培养的“双面间谍”:二战期间,理查德·佐尔格作为记者,在纳粹德国驻日本东京的使馆内设有单独办公室。但令人难以想像的是,他表面为德国工作,但实际却是莫斯科的情报员;他曾经向苏联报告了德国准备对苏联发动战争的准确时间及兵力。

理查德·佐尔格所提供的无比准确和意义重大的情报是谍报史上的杰作,令人叹为观止;他的胆识和智慧一直为人们所称颂,被誉为“最有胆识的间谍”。

“1930年到1932年6月,佐尔格曾到中国来搜集日军侵华罪行和军事情报,就是在那时,佐尔格与张永兴接上了头。”张永兴研究者范学斌对记者介绍说。

1932年4月,南开中学刘进中将张永兴曾在新民地区组织抗日救国军的情况介绍给了佐尔格,这立即引起了佐尔格的注意。

在经过简短而又复杂的考查后,佐尔格吸收张永兴加入了他在中国组建的共产国际情报组织。

同年5月,张永兴奉北平抗日救国会的命令,转道安东扮成卖木梳的货郎,越过日军的重重封锁,长途跋涉来到通化,见到了抗日义勇军重要将领唐聚五,不久他返回北平汇报唐聚五部队的抗战情况。

此后,张永兴与闻汉章(又名张树棣)开始前往苏联哈巴罗斯克(伯力),接受作为一个特工的真正训练,负责他们训练的是共产国际第四情报科。

对于张永兴究竟在苏联接受了怎样的训练,目前国内尚没有任何文字记载。张永兴也将这作为头等机密一直到殉国也不肯讲。

成立地下秘密情报站

1934年4月,张永兴、闻汉章潜回齐齐哈尔,成立地下秘密情报站,专门从事国际情报工作,通过电台和交通员直接或间接地把日本关东军在齐齐哈尔、海拉尔、纳河、洮南、公主岭、白城子等地的军事布防、兵力调动、军火仓库、机场、医院等军事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到苏联红军远东军区情报部,然后再由这里转往莫斯科或延安。

至于这些情报是怎样获得的,现在已无人知晓,有人说他当时的公开身份仅仅是一介平民。

当时情报站成立了党组织,张永兴任支部书记,闻汉章、许志岚(安东工人运动骨干,中共党员,1934年6月来齐齐哈尔工作)任委员,整个支部由第四情报科直接领导。

不久,张永兴化名王立川,将自己的一些文章整理成了《血战归来》。据说当田汉、聂耳读过后,大受启发,遂产生灵感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

被抓后决不认贼作父

“作为‘中国的佐尔格’,张永兴的结局与佐尔格很像,佐尔格是在东京向苏联发报时被捕的,而张永兴则被捕在家中,那里就是他的机要室。”范学斌解释说。

1936年,日本宪兵队在北黑线上的孙吴县捕获了三道沟交通点负责人高立良,他的交通点是通往苏联的必经之所,致使在此附近搜集情报的关奎群、罗世环、蔡秀林先后在接头地点被捕。

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蔡秀林(山东人,1935年9月来齐齐哈尔)供认了曾用豆腐房作为联络点,搜集日军炮兵营房等情报,同时招认了领导人张永兴、许志岚、闻汉章等人的活动情况和家庭住址。

随后,日本派宪兵土屋芳雄等人包围了张家(今齐齐哈尔中央路上)。搜出无线电收发报机两部、绝密、机密文件400余件,微型照相机两架及大量活动经费,张永兴与弟弟张克兴(时为报务员)等19人相继被捕。闻汉章和鲁子仲虎口脱险。

据范学斌介绍,日本宪兵对被捕人员进行突击审讯,日本特务试图劝降张永兴和张克兴:

“只要不再给苏联传送情报,而是把苏联的情报传递给日本关东军,可以既往不咎。”显然,日军想要把他们发展成自己的“双面间谍”。

但张永兴说:“你们侵略我们的国家,我不能投靠你们,我们决不认贼作父,想叫我们和杀我父老的刽子手合作,休想!”

日军气急败坏地说:“只要你们交出第三国际情报组织系统和具体任务,我们就放了你们。”

“我们的组织规定,凡是在苏联听到的话和认识的人,不准对外人议论。组织严格规定,禁止让家属和朋友知道,禁止让亲友知道,禁止将情况和地址告诉他人,何况你们是我们的敌人了。”张永兴义正词严。

“日军一见软的不行,便往张永兴嘴里和鼻子里灌凉水,再压出来,反复折磨。”范学斌说,“张永兴昏死后醒过来对日军大喊‘我们是有骨气的中国人,现在,中国人不能马上赶你们出去,可共产国际是我们的朋友,我相信总有一天苏联红军会出兵帮助中国人民把你们赶出中国的’。”名副其实的“情报双星”

1937年1月5日凌晨,日军将张永兴、张克兴等8位抗日人员绑赴刑场,行刑前他们8人每人点上一枝烟,在瑟瑟的寒风中含笑殉国。

建国后,政府追认张永兴、张克兴为革命烈士。1988年7月7日,国家安全部责成黑龙江省国家安全厅为烈士重新立碑。

2002年8月15日,齐齐哈尔市国家安全局为张永兴、张克兴敬立铜像,称二人为“情报双星”。

本报记者何骞

爱国抗日史话:

东北教育界大力开展抗日宣教东北沦陷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东北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冲破敌人的文化统治,大力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教育工作,成为当时整个爱国抗日斗争的一条重要战线。

当年,东北商船学校成立了反帝会,有40余名学生参加,党组织在其中发展了一批党员,成立了中共东北区委。

1933年,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在吉林市一中、女中、毓文中学发展党团员60余名,作为进行抗日活动的骨干。到1934年,又由毓文中学校长李光汉、一师训育主任刘继瀛、女师校长肖汝纶等人联络教育界爱国人士,秘密组织成立了吉林抗日救国会,由李光汉担任会长,在吉林市一中、一师、女中、女师、毓文中学的师生中广泛开展抗日救国的各种活动。

1935年7月,日本宪兵进行搜捕,先后捕去李光汉、肖汝纶和一师教务主任娄少石、毓文中学训育主任李桂勋、市立五小校长魏辅周、女师附小主任李禾村等20余人。被捕的爱国人士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其中李光汉、娄少石、魏辅周、李禾村等人被酷刑折磨致死。

在安东市,1935年,孙斗南利用伪教育厅在安东市召开全省中小学校和师范学校校长参加的教育检定测验会议之机,把各县教育界爱国人士13人召集到一起,于安东林科学校秘密成立了安东救国会。之后,又在庄河、岫岩、宽甸等县成立了救国会分会。救国会成立后,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并从教育界影响到工商界以至其他各界。

本报记者何骞通讯员田宝君

读者讲述:

鬼子用毒品“屠杀”中国人虽然我没有参加过抗战,但是日本人占领东三省时我一直在沈阳,我亲眼见到了日本人用鸦片烟毒害中国人。

这虽然不是明目张胆的屠杀,但却比屠杀更可恨。

我今年71岁,当年我只有十几岁,家住在辽中县,日本人在每个县里都设有烟所,有合法的牌照,有要吸鸦片的中国人只要去领取就能免费获得,也可以直接到那里当场去吸。

我就曾经去帮助我的家人领过一次。

当时我拿着一个小本,就像后来的粮本一样,上面有以前历次领取和吸食鸦片的记录,我记得当天排队领取的人有10多个,大家站成一排。毒品的品种除了鸦片还有海洛因等。

除了吸食,最严重的情况是注射,我的家人后来就到了这样的地步,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要求戒烟,我的家人才不再吸了,但是为了戒毒受了许多苦。

这是日本人在用毒品坑害我们中国人。

讲述人:路然

本报记者高巍整理

四夕四正 本文来源:华商晨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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