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抗战老兵(49):亲历仁安羌大捷的远征军(图)

　　被解救的英军士兵与远征军的中国士兵合影。

　　第一次赴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当时还没接收多少美英装备，主要以原有装备为主。

　　霍乱和饥饿也大肆攻击这支陷入丛林里的部队。杨伯方看到树下一个士兵抱着枪睡觉，捅了他一下，让他跟上队伍，这个士兵却斜斜倒在地上，原来已经死掉了。粮食吃完了，士兵们摘野果，结果很多人中毒，躺下了。野果不敢吃了，挖芭蕉树的根，烤了以后糊口，“特别难吃，嘴发麻，舌头硬着不会说话”。

　　在山里偶尔遇到半开化的原住民村庄，士兵们蜂拥而上，把粮窖和地里的庄稼洗劫一空。“我们把地里的玉米吃了，把玉米棒吃了，最后把玉米秆煮煮也吃了。”

　　3个月后，衣衫蓝缕的中国军队终于返回中国，在撤退中，由于指挥错乱，各部队落伍、病死的人数比在战场上与敌战斗而死伤的还多数倍。

　　杨伯方能有幸生还，不是因为他的运气好，而是因为孙立人将军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挽救了新38师。

　　孙立人违抗北撤军令，把新38师带到了印度，从而保全了士兵们的性命。当新38师的士兵出现在印度时，尽管他们蓬头垢面，衣衫蓝缕，但手中的枪却擦得油亮。

　　杨伯方一到印度就病倒了，严重的疟疾使他上吐下泻，在医院里住了三个月才渐渐康复。

　　纪念碑守护者

　　1992年，杨伯方联络两名华侨，成立纪念碑迁建委员会，向缅政府递交了迁建申请。1997年3月，历经五年三任大使和上百华侨的努力，缅政府终于批准迁建

　　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从缅甸撤离后，在八莫、密支那、腊戌、曼德勒等地，为死难将士修建了大量墓园和纪念碑。

　　但现今在缅甸，只保存下一座远征军纪念碑，它的守护者就是在孙立人手下当过汽车兵的杨伯方。

　　1942年8月的杨伯方还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严重的疟疾几乎夺走了他的生命。病愈后的杨伯方决定不当兵了，“不想打仗了，太危险，也不愿意回国。回国干什么呢？到处都在打仗。我想，还是做个华侨吧。”

　　杨伯方找到孙立人将军，报告了去意。“孙将军态度和蔼，问我有什么打算。我说听说加尔各答有很大的华人社区，我原本是学师范的，计划去那里当老师。孙将军想想说，也好，要我安心为华侨服务。”

　　杨伯方回部队交了枪，于是，23岁的小伙子成了一名国际公民。

　　加尔各答的生活比预想的还要顺利，杨伯方在茶楼喝茶认识了一名中国人，聊了几句就把工作找到了，“他问我会不会教书，我说这正是我的老本行啊。”

　　加尔各答华侨众多，但能讲普通话的老师却奇少，原因是这里的华侨大都是广东、福建人，会讲普通话的人当然不多。杨伯方任教的“梅光小学”就是一所梅州会馆办的小学，“500多名学生，只有三位会讲普通话的老师”。

　　杨伯方后来还在其它学校兼职，每月的薪水比校长的还高，“每月150个卢比，吃饭只用25卢比，一双皮鞋才两个半卢比”。

　　工作上一帆风顺，爱情也接踵而至。一次杨伯方去朋友家做客，认识了朋友的妹妹李秀青。

　　两年后杨、李在加尔各答结婚，这一年杨伯方25岁，太太李秀青19岁。1945年，日本投降，杨伯方愈发思念河南延秋县老家的父亲与妹妹，他决定带着妻子回国探亲。

　　杨伯方与妻子从印度雷多入境缅甸密支那，准备从这里回国。然而半路上，他们带的行李失窃，现金与衣物全部被偷，两个人只好滞留在缅甸。

　　“我们都不会说缅话，我依靠部队的朋友，进口布匹，贩运到密支那卖，因为语言不通，亏了。后来又当司机，为老板跑运输，也不挣钱，最后只好重新教书。”

　　杨伯方于是开始了“缅甸华人教育”的下半生。

　　“我的学生大多是华侨的后裔，主要是广东人和云南人。学生不会说汉语，我不会说缅语，语言不通，也只好硬着教了。”

　　1955年，东吁创办华文中学，杨伯方受邀，带着妻子来到东吁，此后，杨伯方与夫人一直生活在这个缅甸南部平原上的小城。

　　上世纪六十年代，缅甸发生排华风暴，排华期间，华文学校尽数被缅甸政府收归国有，中国军人纪念碑也被破坏。杨伯方执教的中华学校校园内，有一尊宝剑状纪念碑，碑身高七米，刻有“中国远征军纪念碑”八字，方形底座上刻有隶书体碑文，记录了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史略。

　　杨伯方介绍，这座纪念碑落成于1951年，由缅甸五位华侨领袖出资修建，目的是纪念以戴安澜将军为首的中国远征军200师将士在东吁与日军展开的战斗。当其它中国远征军的纪念碑、墓园被推倒、夷平时，这座纪念碑深藏在校园角落的荒草中而躲过劫难，幸存了下来。

　　1987年7月7日，日军发动侵华战争50周年纪念日，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工作人员曾到东吁，为中国远征军纪念碑敬献花圈，但因为纪念碑在已经收归政府的中学校园内，而未能如愿。

　　这次事件拨动了杨伯方的心弦。

　　1992年，杨伯方联络两名华侨，成立纪念碑迁建委员会，通过中国大使馆的途径，向缅政府递交了迁建申请。

　　1997年3月，历经五年三任大使和上百华侨的努力，缅政府终于批准迁建。杨伯方只用了25天时间就把纪念碑迁移重新建好，在纪念碑的底座上，新增两面大理石石刻，一面把原隶书体的碑文改成楷体，镶于碑上，另一面大理石上刻录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为戴安澜将军题写的挽词。

　　2001年，包括中国大使馆代表在内的200多人到东吁参加纪念碑建立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去年戴安澜将军的儿子也到纪念碑前敬献了花圈。

　　“今年8月，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还要来举行一些纪念活动。”杨伯方说，大使馆还通知他，将邀请他赴北京参加中国政府举办的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纪念活动，“我们缅甸老兵们的最大心愿，就是能再戴上军功勋章，在欢呼声中，列队走过天安门广场。”

　　采写：本报特派记者王雷

　　戴安澜将军与第200师

　　第200师前身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直属战车营，1937年3月，该营与交通兵第2团装甲汽车队改编为装甲兵团(团长杜聿明)，由军政部直接指挥。

　　1938年1月，该团于湖南湘潭扩编为第200师(五团制，20000余人)，以原团长杜聿明担任该师首任师长，由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11月，该师扩编为新编第11军，以第89师副师长戴安澜继任师长。

　　1939年3月，该师开赴广西界首参加全国军队校阅，第5军名列第一，该师为第5军第二名。12月中旬，日军第5师团一部占领昆仑关，该师奉命集合参与对日军的反击作战，与日军三次争夺昆仑关，终于在当年的最后一天完全收复昆仑关。一月苦战，毙敌六千，缴获甚多，写下了抗战史上辉煌的一页。

　　1940年4月，该师因在昆仑关所受损失过重(兵员损失近三分之二)，开赴湖南祁阳接受新兵开始长时期的整补。

　　1941年12月，移防云南保山，加入中国远征军战斗序列。

　　1942年3月下旬，该师在同古以北与日军第55师团发生战斗。经过三昼夜激战，数次击退日军第55师团112联队的进攻，但是自身也为日军第112联队包围，联络补给均告中断。在友军新22师、第96师解围失败后，该师最终奉命突围，奉命掩护撤退的部队最后皆奋战殉国。第200师在同古坚守12天，迫使日军第112联队停止进攻，等待第56师团的增援。同时，该师成功掩护友军英缅军第1师一部逃出日军包围圈。美国官方认为，同古保卫战是“所有缅甸保卫战所坚持的最长的防卫行动，并为该师和他的指挥官赢得了巨大的荣誉”。英国的《泰晤士报》称：“被围守军，以寡敌众与其英勇作战之经过，实使中国军队光荣簿中增一新页。”

　　5月上旬，该师向八莫、南坎撤退，在该师穿越昔卜、摩谷公路时，遭到日军第56师团伏击，部队被打散，团长柳树人阵亡，师长戴安澜负重伤，5月26日行至孟关时，戴安澜以身殉国，终年38岁。

　　1943年4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西全州的香山寺为戴安澜举行了国葬仪式。国共两党的领导人纷纷送来挽诗、挽联和花圈，对戴安澜的以身殉国给予极高的评价。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都题写了挽词。

　　1956年9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追认戴安澜将军为革命烈士，10月3日，毛泽东主席向戴安澜的遗属颁发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杨伯方

　　1921年　出生于河南延秋县

　　1938年　考入中国第一装甲兵团

　　1940年　担任装甲兵二团排长

　　1941年12月赴缅作战，编入中国远征军汽车兵团

　　1942年4月　参加仁安羌战役

　　1942年8月　撤退到印度，大病一场后退役

　　1944年　在印度加尔各答结婚

　　1945年　携妻子回国途中滞留缅甸

　　1955年　受邀于东吁华文中学，带妻子到东吁定居

　　1974年-1981年　因偷偷回国探望子女，被缅甸以“偷越国界罪”判坐牢7年

　　1989年　回国探亲

　　1992年　成立“中国远征军纪念碑迁建委员会”

　　1997年　迁建纪念碑成功

　　1997年起　在缅甸东吁以教授汉语、卖冷饮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