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抗争"系列：巩天民冒死搜集日寇侵略铁证

  巩国贤贾民摄

巩天民冒死搜罪证

巩天民，这个几乎被当代人所淡忘的名字，在上个世纪的中前叶却是响彻中国的人物。

他白手起家，成为国内最著名的经理人，据说与荣毅仁并称“南荣北巩”；在他的一生中，最为壮观的行动莫过于冒死搜集日军侵华罪证，于1932年将这些证据通过关系递交给国际联盟派来中国调查的李顿调查团，整个事件就发生在今天沈阳市和平区中山广场旁的辽宁宾馆（抗战结束前称为“大和旅馆”），最终日本因不堪国际压力而退出国际联盟……

“父亲不贪不占，头脑清醒，反应快，又肯学习，所以资本家都很信任他，最后他成了中国著名的经理人。”今年6月的最后一天，巩国贤在沈阳鲁园附近的家中讲起了记忆中的父亲。

白手起家的红色资本家

巩天民1900年生于山海关西关（今属河北省秦皇岛市）一个自耕农兼土产商家庭，略读过几年书，而后来到奉天（沈阳旧称）的一个小钱庄当练习生，后来又从事工商业放款工作。由于接触广泛，他深感知识不足，于是他广览群书，因读《饮冰室文集·新民篇》，遂号“天民”，以示反封建，要求民主之意。

巩天民的认真好学，使得他在金融界很快崭露头角，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已成为中国著名银行经理人，据说与荣毅仁并称“南荣北巩”。

同时，他也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奉天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情况受到中共北方区委的重视，1925年，李大钊派任国桢到东北开展党的工作，由于任国桢为人诚恳，学识渊博，巩天民很羡慕他，当得知他的共产党员身份后，更是积极接近。当年9月，巩天民等被吸收为共产党员，奉天也正式成立了党团支部。

巩天民向张学良请命

“父亲在的时候，什么事也不对我们说，好多事情，还是他去世后，我们整理资料才知道的。”巩国贤说。

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开始策划成立“伪满洲国”，为抵制这一倒行逆施，巩天民联络爱国人士，散发传单，向市民宣传“不要上鬼子的当，成立‘满洲国’，就是永远当亡国奴”。巩天民还动员妻子呼泽生和妻妹给他站岗放哨，转移和收藏秘密材料。

巩国贤说：“一次，父亲得知商民开会，就连夜赶写传单，由他送出。临行，他对母亲说，‘如果我不回来，不用去找我’。就这样他冒着生命危险把传单从商民开会的后门撒进去，警告大家不要为人所利用，就这样日寇的阴谋彻底破产。”

“东北军撤退的时候很匆忙，巩天民就以银行家的身份将张学良遗留在关外的大量金银以秘密手段运进了关。”辽宁省委党校教授张一波介绍说。

1932年，巩天民借赴关内办事之机，取道北平拜望张学良，并带去了沈阳文教、工商界爱国人士给张的信函，敦请他：“联系中国真正抗日力量及爱国人士，爱国群众，率领东北健儿，打回老家，收复失地，东北民众，引颈望之。”

在北平（北京旧称）巩天民还拜见了阎宝航，得知他们正在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消息后，他立即与救国会取得联系，并资助了500元。

巩天民回到奉天后，与一部分青年会成员组成小组，并从每人每月工资中拿出10%作为公共储蓄，建立卫生会作为资助接济东北抗日义勇军和地下工作人员的经费和医药费用。“我母亲回忆过一件事：一位女同志在大连下船后就被“日伪”逮捕了，押在奉天，后来他们就是用卫生会的钱把她救出来的。”巩国贤说。

“而当时我们一直都住在一间由银行仓库改建成的房子里，我父亲是没有资产的资本家。”巩国贤说。

冒死搜集日寇侵略铁证

1932年，日本在华的侵略罪行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不满，国际联盟遂派以英国人李顿伯爵为首的调查团来中国进行调查。

在东京，调查团会见了日本的天皇和首相，日方反称侵略中国实为“自卫措施”云云。在南京，中方陈述了日本侵略真相，希望国联主持正义。在“新京”（今长春），溥仪称自己是“东北人民推戴出来的”，公然为日军侵略辩护。

巩天民等9人听说调查团到来的消息后，立即在刘仲明家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如何揭发日本的侵略罪行。他们分析，李顿调查组由英、法、德、意、美五国组成，需同各有关国家磋商，需拜访各有关国家首脑，才能来沈阳。而日寇会有充足的时间，从容在调查前安插特务，布置假象。调查团若无法深入到中国百姓当中，恐怕会被蒙蔽，从而使日寇阴谋得逞。

为了让世界知道真相，9人决定搜集日寇侵略的铁证，整理出一份材料，待调查团来沈时密交李顿。调查材料将针对日本的3个弥天谎言进行揭穿：日军侵略沈阳纯属“自卫”；日军侵略东北各城是因为东北军无法维持秩序；建立“伪满洲国”是出于东北人民的自愿。

巩天民和他的战友们分工合作冒着危险四处搜集材料。“比如说他们通过伪省政府管卷宗的爱国分子，在晚间下班时将日军给伪政府的命令偷偷带出拍照。”“父亲则利用自己是商会负责人的身份，冒险夜入商会找出伪市政府函谢商会派人参加‘庆祝建立伪满洲国’游行‘送赏金千元’的原函，赶晒成蓝图。”巩国贤说，“父亲还利用夜间偷揭布告，密拍机要军事照片等方法，在40天内将这些材料整理成册。”

为了便于外国人阅读，由刘仲明、张查理、巩天民负责，将材料译成英文，装订成册，包上黑缎子面，并绣上“Truth”（真实）字样，小组成员都签上真实姓名，为防“日伪”查抄，又搞了一个副本深埋地下，但可惜并未保存下来。

9位爱国志士冒死搜集的材料共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证据汇编，第二部分是说明书，说明各种证据要点，在每篇末又依据证据，揭穿及驳斥日本的欺骗世人谎言。主要证据如下：

1.英国人J·Dorward签字证明，他的朋友由欧洲来，乘满洲里直达快车，在“九一八事变”当晚9时10分准时到达沈阳火车站。车入站前并未遇任何阻碍。

2.日军于9月19日入沈阳城，将辽宁省主席臧式毅拘禁，使其无法行使职权。

3.日本关东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于“事变”后第四日就任沈阳市长的布告。

4.东北治安维持会告示，内载“奉日本军令组成本会”，却未有地方维持会会长袁金铠署名。

5.中国行人惨遭日兵枪伤的伤员名单。

6.各地百姓在刺刀下庆祝“建国”游行的照片，有锦州、绥中、营口、公主岭等地的群众庆祝“建国”游行摄影。

7.辽宁省立师范学校林翌轩校长申述，日系副校长威逼师范学生签名请愿“建国”声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