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从民族危机到国共合作

“九一八事变”激发全国军民的愤怒，要求政府立即对日宣战，不应继续被动挨打。图为西北一座城镇中，一名爱国志士呼吁中国人抵抗侵略，争取独立自由

国民政府的“内忧”和“外患”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侵华战争，制造了民国以降，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直接出兵占领中国领土的先例。刚刚完成形式上统一的国民政府在建立伊始，就面临着外族入侵。中华民族的生存开始陷入空前的民族危机。

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对日本侵略的最初反应是“不抵抗”，并要人民保持“镇静”，对抗日运动进行压制。在东北沦丧引发的全国抗日怒潮中，人民更加迫切要求国民政府放松或放弃对内的高压政策。而在国民党内部，反蒋派趁机倒蒋。在各种反蒋势力逼迫下，蒋介石不得不宣布下野，新上台的孙科政府却没有能力推行有效的统治，导致国民党各派陷于分裂。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多次粉碎了国民党的“围剿”，苏区面积迅速扩大。国民政府背后，两广的军事政治力量也在同蒋介石的中央政府作军事对抗。如何保持国民党统治？如何处理对日关系？采取何种对日政策？这些迫切问题，成了蒋介石和当时处于危机中的中国统治集团最大的难题。在处理内政外交，特别是对日政策的基本原则上，蒋介石提出一个理论:“攘外必先安内”。

1932年1月11日，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尚未复职时，在奉化溪口发表《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的讲话，提出为人诟病的“三日亡国论”，表示“不可轻言绝交宣战”，中国只能作“外交之抗争”、“经济之抗争”，但“不订丧权割地之条约”，同时防止“不逞之徒”乘机“倾覆政府”。否则“如果对日开战，三天就要亡国”。但1月下旬，蒋汪通过交易刚刚共同执政，就遭遇日本发动的一二八事变。蒋介石不支持十九路军抗日，并不惜屈辱签订《淞沪停战协议》，执行的正是“溪口讲话”的精神。从此“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国民政府的基本政策，蒋介石对此表示:“民国21年（1932年）‘一二八’淞沪之战，共匪乘机扩大了湘赣粤闽的‘苏区’，就在瑞金成立所谓‘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并且开辟了豫鄂皖区、鄂中区、鄂西区与鄂南区，相互联系，包围武汉。其扰乱范围遍及于湘赣浙闽鄂皖豫七省，总计面积至20万平方里以上，社会骚动人民惊慌，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势。这时候朝野人士看清了国家面临此两个战争，为了挽救着严重的危机，又一致要求我复职，继续承担困难。我乃于淞沪停战之后，宣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攘外必先安内”

1934年4月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羽英二发表谈话，表示日本是中国的保护国，日本要排挤英美等国的在华势力，实行独占中国。

1934年秋天，经蒋介石口授，由陈布雷执笔，写成题为《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的长文，以徐道邻为名发表在1934年12月的《外交评论》上，阐述了蒋介石对日中关系的基本态度。1934年7月，蒋介石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发表题为《抵御外辱与复兴民族》的长篇讲话，主要阐述了在“攘外必先安内”国策下对日作战的战略设想。对国民政府对日本的妥协，蒋介石甚至引用“一战”中列宁力排众议与德国言和的往事，以证明对日本妥协退让的理由:

“以现在的情形来看，他（日本）只要发一个号令，真是只要三天之内，就完全可以把我们中国要害之区都占领下来，灭亡我中国！”“所以现在这时候，说是可以和日本正式开战，真是痴人说梦！”在1935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虽仍不放弃妥协的主张，表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的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绝不轻言牺牲”。

在一次又一次地对日退让和签订丧权辱国协定的同时，国民政府却加紧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及其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围剿”。国民政府几乎所有的重要军事建设，目标并非日本，却直指国内:1933年10月9日，蒋介石电令限期完成赣浙、赣鄂、赣湘、赣粤、赣闽五大公路，以利于“剿共”。1932年6月，军事委员会颁发陆军师暂行编制表，统一各师编制，全国48个军，96个师。1934年12月，依照全国编成60个师为标准，暂定3年至4年编练完成;并先后拟制了5年、3年和4年的空军建设计划，以“援护地面部队剿共作战”。

1934年，国民党全力对共产党中央苏区进行的第五次“围剿”，此时中国共产党内部左倾冒险主义掌权，“反围剿”陷入重大失利。在蒋介石大军的逼迫下，共产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对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来说，1934年是胜利在望的一年。红军的实力和根据地损失惨重，而在追击红军的过程中，国民政府一举接管了原来实际上处于军阀割据的西南。“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似乎看到了成功的曙光。

步步进逼的日本

然而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四省后，却未能给国民政府所谓“安内”的机会。对于“九一八”后日本侵华造成的中日间一系列问题的处理，蒋介石提出了“四不”外交方针，即“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然而日军的侵略步伐并没有因为已经吞并了东北而停步。就在蒋介石致力于围剿红军的同时，日军不断向南向西扩张。

1933年1月，日本侵略军攻占榆关（山海关），2月占领热河，3月向长城发起进攻。国民党的爱国官兵出于民族义愤、自发起来抵抗，发起长城抗战。然而面对部分国民党军队自发的抵抗，国民党中央政府却没有实际的支持。3月9日，蒋介石到达保定，与宋子文、张学良晤商抗日问题后，仅抽调中央军3个师的兵力组成第17军北上应付。结果悲壮的长城抗战仅两个多月即全线放弃。1933年5月31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退至延庆，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三省及热河等地的占领，为日本打开了华北门户。

1935年6月27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秦土协定》，规定取消察哈尔省内一切国民党机关，国民政府第29军撤退，成立察东非武装区，担保日本人在察省的自由活动。日本实际上控制了察哈尔省。

1935年7月6日，国民党代表何应钦在日本的多次逼迫之下，无奈以含混不清的非正式方式，复函了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提出的要求，以一种全然非正式的敷衍方式承诺了日军对中国主权的无理要求，取消在河北省的党政机关，撤退在河北的一切驻军，严禁在河北的抗日活动。这样，连蒋介石也承认:“华北实已等于灭亡。”日本在1935年秋策动的“华北自治”，进一步威胁了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国民党内部反对对日妥协的势力逐渐增长。当时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指责说:“这三年间的所谓外交，都是出卖民族利益的鬼把戏。从东北之沦陷到华北之败破，再到整个中国之被钳制，这是所谓南京外交的成绩。”

共产党提出“抗日救国”

就在红军长征之时，日本通过“华北事变”，控制了华北大部分地区。有人这样描述1935年底的时局:“爱国有罪，冤狱遍于中国;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对于华北事件迫使中国陷入的空前民族危机，如何能够挽救民族危亡，联合尽可能多的力量进行抗日民族战争，成为中国共产党面前最紧迫的任务。

1933年1月希特勒在德国的掌权，对苏联形成了威胁。为苏联对外政策服务的共产国际逐步提出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口号。1934年7月l日，季米特洛夫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中，提出共产国际七大的议程之一是关于统一战线问题。与此同时，他在给斯大林的信中主张将统一战线作为共产国际七大的中心议题。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1934年11月14日写信给中共中央，要求中共中央在抗日反蒋口号下，积极主动地联合统治阶级内部反日反蒋派别。“只要是抗日的武装队伍，只要是有一点的可能，我们就要利用各种形式与他们建立统一战线共同抗日。”1936年七八月间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和反帝统一战线，这一事件对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根本改变“左”倾关门主义，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为参加共产国际七大做准备，《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这个通常被称为《八一宣言》的重要通告，在1935年8月1日，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并于10月1日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对中国国内的抗日联合战线的形成起到了重要影响。“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经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八一宣言》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愿意以“抗日救国”为准则，同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联合抗日。为此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即使“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甚至处于“敌对行动”，为了救亡图存，都应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宣言还表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红军的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

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

《八一宣言》公布之时，中共中央正在长征的征途中，并未获悉宣言内容。但从华北事变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出发，中共中央已经开始考虑建立更加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1935年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不久，中共中央于当年11月13日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明确提出中国工农红军愿同“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当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张浩（林育英）回国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后，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以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结合中国情况，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即在日本帝国主义正准备并吞全中国的局势下，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大祸，“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还指出，除工、农、小资产阶级要求抗日外，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富农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也“有采取同情中立以至参加的可能”。

此时面对日本在华北咄咄逼人的压迫，蒋介石对日态度也开始有所强硬。1936年7月13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表示:“从去年11月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作最后的牺牲。”

1937年7月15日，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等爱国人士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表示:“我们所希望的，中国共产党要在具体行动上，表现他主张联合各党各派抗日救国的一片真诚。因此，在红军方面，应该停止攻袭中央军，以谋和议进行的便利。”毛泽东于8月10日为此专门回信章乃器等爱国人士，感谢他们“善意的批评和希望”。同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会议，认为“在当前情况下，中国爆发任何内战都有助于日本强盗的黑暗勾当”，“现阶段一切都必须服从反日本法西斯军阀的战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致电中共中央，转达了共产国际的意图，即“使蒋介石不得不同意抗日统一战线”，实行“联蒋抗日”政策。1936年7月的这三件事，使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从“抗日反蒋”，开始逐步转变为“逼蒋抗日”。为此共产党对国民党作出了一系列主动的姿态:

8月14日，毛泽东写信给宋子文，指出“当今寇深祸亟”，“救亡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希望南京当局改变其对内对外方针”。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致中国国民党书》，坚决要求国民党把敌对的目标由国内转向日本侵略者，再次申明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重新与国民党合作的诚意。9月17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决议》，指出，为了“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战争”，“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936年“二二六”兵变后，日本已经完成了法西斯独裁统治和准战时体制。日本军部已制定了周密的1937年全面侵华的作战计划，并以大量增加在中国驻军，开始频繁的战前部队演练。大规模的侵华战争迫在眉睫。此时红军抗日先锋军渡过黄河，东进抗日，却遭到蒋介石先后派遣的10个师的堵截。在蒋的命令下，令东北军等部向陕北根据地进攻。同年5月26日，国民党政府任命陈诚为晋陕绥宁边区剿共总指挥，并以重兵调往潼关洛阳等地，逼迫东北军、西北军加紧向陕北根据地进攻。

就在此时，国民党军将领白崇禧于6月1日宣布“抗日救国”。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和国民党西南执行部，也决议吁请国民党对日抗战，史称“两广事变”。在收买分化广东陈济棠部后，蒋介石迅速调集50万大军对广西进行包围，企图一举消灭桂系。为避免内战，刘斐作为广西代表，于8月中旬前往广州，与蒋介石商谈和平解决办法。“委座说要安内才能抗日;广西方面说，只要委座领导抗日，则内自然安。如果为了要安内，自己打来打去，岂不是替日本帝国主义造机会，而自速其亡吗？”对于刘斐的质疑，蒋介石回答说:“我之安内，就是为了准备抗战。”

然而在中共的努力下，红军此时已经与受蒋之命在西北进攻红军的东北军和西北军部队达成一致，从战争状态转变为“三位一体”的团结，形成了西北联合抗日的局面。1936年10月15日，中共单方面发布了停战命令，停止对国民党军队进攻，宣布仅在被攻击时实行必要的自卫。然而10月22日在平定“两广事变”后不久，蒋介石于12月4日亲率陈诚等十几名军政要员飞赴西安布置“剿共”，表示“政府决贯彻戡乱方针”，颁发对红军的总攻击令，并对多次向蒋介石建议“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张学良、杨虎城表示:“无论如何，此时须讨伐共产党”，如若违抗“剿共”命令，则将东北军调往福建，将第十七路军（西北军）调到安徽。在12月12日颁布的第6次总攻红军令中更是明确，如张、杨两部违令，将解除其武装。

在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对外抗战无效的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对蒋实行“兵谏”，扣留了蒋介石及其高级随员十几人。“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迅速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应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派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赴西安谈判，最终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6项条件，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爆发是如此突然，甚至连日本也在震惊和茫然之下，对国民政府保持了短暂的平静时期。而对于中国国内，许多人欣喜地看到了全面抗日的希望:“‘双十二事变’后，蒋回南京，全国军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之抗日情绪高涨，纷纷要求政府抗日，政府知道如果再忍，将丧失全国之军心与民心，乃毅然决然宣布抗战。”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为了尽快地实现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在西安事变后国内和平的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中央于1937年2月10日专门致电正在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五项要求。并作出重大让步，表示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共产党愿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国民党此次中央全会通过的决议，实际上接受了中共的建议。

在内战已经停止的革命新阶段下，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在1937年5月指出，中共在新阶段的任务是“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其中争取民主是中心的一环。“没有民主，和平就不能巩固，抗战也不能实现。”为解决两党如何具体实现合作和共同抗战，从1937年2月到7月，中国共产党代表同国民党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进行多次谈判，谈判内容涉及红军改编、边区政府、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和两党合作宣言等问题。蒋介石在谈判中坚持，中共应交出军队和根据地以实现所谓“和平统一”。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仍在进攻南方红军游击队，并在苏州审判“七君子”。国共两党在实现合作和共同抗战的主要问题，直到1937年7月初，仍未达成协议。

对于日本来说，国民政府试图统一全国的作为，乃是对日本侵华政策的最大威胁。西安事变后的中国似乎处在平静的台风眼中。然而暴风雨终于来临。1937年的两场战争，终于对行将破茧、却步履蹒跚的国共合作之路，起到了“最后一根稻草”的作用。

1937年7月7日，日本驻华北军队在卢沟桥向中国军队发动进攻，揭开了日本全面侵华的序幕。8月13日，日军在南方开始大举进攻上海，国民政府被迫在次日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继华北之后，国民党统治的中心京沪地区也开始受到日本的直接进攻。

1937年8月中旬，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终于同蒋介石等就发表中共宣言和改编红军问题，在南京举行第5次谈判。国民政府终于同意，将在陕北的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了争取抗战胜利的全面抗战路线。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开赴华北抗日前线。10月间，又将在南方8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开赴华中抗日前线。在中共的催促下，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终于实际上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多年民族危机和矛盾的累压后，在最后关头终于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