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之三：放弃学业回国参军的连长李英才(图)

谈起与日军的战斗，李英才兴致勃勃。

士兵们在凌辱与嘲弄中为国效命

1937年，泰国首都曼谷一片祥和。

位于市郊的Assumption College(易三仓学院)迎来了一批新生。爬满大学红色围墙的常春藤吸引了一个中国学生，他叫李英才，中等身材，瘦削的身躯显得有些单薄。他徘徊于墙下陷入沉思。几天前泰国华侨总商会向学生们宣布，他们的祖国被日本人出兵攻打，商会号召华侨青年回国参军。

时光如梭，68年后这个当年的年轻人已满头白发，在昆明一套一房一厅的住房里，向记者讲述远离父母兄弟后的生活。

“我决定放弃学业，回国参军。开始没告诉父母，他们看我收拾行李，父亲猜到了，默默帮我叠衣服。”李英才祖籍广东台山，1918年出生在曼谷，父亲是摄影师，母亲是裁缝，还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弟弟，家境中等。“我没回过祖国，但是从小在家里说粤语，父母告诉我们兄弟，我们是中国人，而且华人社区的文化氛围很浓，所以商会一号召，我就决定回国了。”

19岁的李英才受父亲影响，爱好绘画，在大学里学习英语、泰语文史专业。这个年轻人无法预见，这次分别竟成为与父母的永诀，而绘画、英语对他几十年后的人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

中国远征军猛攻缅北密支那日军。

中国远征军开赴缅甸。

亲眼看到同学被枪毙

新兵训练军纪严明，受训的青年处处小心

泰国第一批回国参军的学生共有6人。几天后他们来到新加坡，从这里乘船经香港、广州回到故乡。从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等地回国参军的华人青年也赶到新加坡领事馆集中出发，第一批回国的东南亚青年共101人。一百多青年遥望新加坡岛对面的槟榔屿，相约战争胜利后在此再相会。

“船到广州，我们第一次见到了祖国的模样。当时的广州与繁华的新加坡、香港很不一样，到处都是面容惊慌逃难的人群，城市里满目疮痍，我们都很痛心，就把随身带的衣服和面包分给沿途逃命的人。”

船到广西梧州，李英才和同学们转陆路乘汽车到柳州，在这里，他们参加了黄埔军校第六分校，成为第15期学生。

“学校分步、骑、炮、工、辎重五科，我学步兵科。学校军训很累，加上水土不服，很多同学病倒了，还有人半途退学。三个月后学校搬到桂林，学员们背着枪和背包行军四天，我第一次走这么多路，两条大腿疼得肿起来，不过消肿后就不疼了。说也奇怪，以后打仗经常行军，我的腿再没疼过。”

黄埔军校纪律严明，学员们必须养成遵守纪律的习惯，因为内务不整洁、枪械没有擦干净，或者对排长的态度不好，都会挨处分，累积几次后，就会被退学。李英才在两年学习期内只受过一次处分，那次他太累了，躲在宿舍里睡觉没有参加早操，为此他被关了一天禁闭。

60多年后，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用晾衣架充当步枪，一挡，一撩，然后狠狠向前一刺。“这个动作，在军校整整做了一年，每天都练。”虽然老人步履有些摇晃，但劈刺动作干净流畅，一气呵成。

那时各地对新兵训练都很严格。今年91岁的老人许洪川已记不清当年受训的课程，但一件事却让他终生铭记。1942年，这名当时28岁的腾冲青年凭着与云贵检察使李根源的老乡关系，被保送进位于大理的“滇西青年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在这里受训后，一个商铺小伙计将变成一名职业军官。

“有一天，中午吃过饭不久，教育长通知全体人员到操场集合。一名同学被押上来，教育长向大家宣布，这个人是败类，大家不要向他学。原来这名同学偷了一支枪，运回六库的老家，被发现后被连夜抓了回来。教育长讲完，宣布枪决。另一个同学端着枪，从后面瞄准。我想，这个笨蛋，赶快求饶啊。结果他跪在地上，浑身发抖，话都说不出来了。后来，他的尸体被拖走，听说是在苍山下挖个坑，埋掉了。”

从此，受训的青年处处小心，训练团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事件。学校医务，有200多名女学员，在一年多共同受训期内，一千多名青春年少的男学员和这200多名风华正茂的女学员间，竟然没有一对谈恋爱的。“虽然没有纪律规定不准谈朋友，但大家都觉得不好，只敢偷偷互相看看。”

60多年后，许洪川家里的墙壁上挂一张自己头戴军帽、身穿军服的老照片，相框里别着黄埔军校那副有名的对联：“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

腐败的“乞丐部队”

物资短缺给补给带来困难，但军队中的腐败进一步恶化了士兵们的生存环境

1940年，经过两年学习，李英才顺利毕业，被分派到广西补充团，任排长，负责训练新兵。

新工作给他浇了一盆冷水。在军校里，李英才就听说了一句流行话--“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士兵们总是吃不饱，不光粮食，几乎所有的军需物资都很匮乏。

每人一杆中正式七九步枪，军装每人一套，但长期不换发新军装，于是有的部队行军几个月后，军装破破烂烂，被叫做“乞丐部队”。一名摄影师拍摄的中国远征军通讯兵，站在路边摇电话，他的军衣肩部和腰部缝着两大块补丁，即使这样，在背部还是有一个长长的裂口，裤子又肥又短，草鞋的鞋带勒着青筋暴露的脚，只有头上戴的钢盔和斜挎的印有“US”字母的绿背包，显示出这是一个军人，而钢盔和背包，无疑都是美国人配给的装备。

士兵们脚上的鞋也是自己打的。一名排长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教新兵们学打草鞋，用绳子和破布条与麻草搓成的鞋耐穿，能走两个月，如果只用麻草，这样的鞋穿三四天就散了架。于是，中国远征军的士兵们在搜集战利品时，往往连死尸上的破布条也不放过。

物资短缺固然给补给带来困难，但军队中的腐败，无疑进一步恶化了士兵们的生存。

美国人研究了中国军队的伙食分配制度后总结：按照部队规章，每个士兵发给每天24盎司米，一份盐；每月一份全薪，如果全花在食物上，一个月可以买一磅猪肉。一个中国士兵靠这些配额可以很好地维持生活。可是，事实上他们真正得到的仅仅是分配给他们的食物和钱的一部分，因为长官们习以为常地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结果是大多数国民党士兵营养不足。

李英才后来调任第六军39师上尉连长，亲身感受了军队中的腐败。“1943年部队在保山驻防，准备渡江。战前分发物资，我听说是上好的美国进口咔叽布制服，还有皮鞋、毛袜子，各种罐头。结果军需官给我们连每人只发了六尺黄布，我去找他对质，他净讲假话糊弄我，我大声呵斥他：‘你再讲？！’边说边拉枪栓，他立刻就不敢乱说了，但是后来这件事也不了了之。听说军需官串通一些长官把军队的物资倒卖到内地，大理的市面上就经常见到各种军队物资出售。整个部队的物资分配从不公开，完全暗箱操作，想得到好装备，就要给长官行贿，或者像我一样发脾气，大闹。”

李英才拿团部军需官没办法，只能尽量管住自己的手下：“我对士兵说，如果发现我们连的特务长(即司务长)有贪污，立即向我汇报，我枪毙他。不知道是我的命令起了作用，还是大家以为我做戏，几年内从没有士兵给我反映。”

克扣军饷是军队中常见的腐败，另一种腐败看上去对士兵的伤害则不那么致命。

团长总是给李英才分摊空额：在花名册上增加士兵人数，多领的军饷按比例在军官中分配。“团长让我连虚报30个人，其中连长吃3个人，剩下的由营长、团长瓜分。”

李英才没有服从命令，他有归国华侨的背景，团长也拿他无可奈何。另一名不顺大流的军官是王光炜。1945年，王升任第八军辎重兵团团长，就任两个月后，军部军需处长对辎重兵团军需主任指示，辎重兵团编制是5000名士兵名额，实有2000名，除给团300名的空额经费外，其余空缺经费全部上交军部。王光炜不愿得此钱财，只好“借口治病，请假离开了部队。”

士兵的命不如一条狗

大多数中国农村青年少有国家概念，对他们来说，当兵不过是替别人卖命

李英才看见自己手下的新兵们--那些年轻的中国农民总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起初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愿意打仗，便开导说当兵保卫国家是每个人的义务。

“不过我看他们都不理解我在说什么，当时大多数中国农村青年，很少有国家的概念，对他们来说，当兵不过是替别人卖命，而且家里还有沉重的负担，部队的生活也太苦了。这些都是他们不愿当兵的原因吧。”

在部队里，士兵们的生命有时甚至也得不到保障。

86岁的吴昌铣老先生讲了一个士兵的遭遇。时任33师97团机枪连连长的吴老先生回忆：“士兵自己打草鞋，又没有原料，就去偷老百姓的衣服、傣族的裙子等。吃不饱，就去偷老百姓地里的菜、家里吃的东西，胆大的还偷鸡。不过这是少数，多数还是规矩的，要都干偷鸡摸狗的事，还打什么仗？抓住了，轻的被长官痛打一顿，重的枪毙。当兵的命不值钱，连长说枪毙就枪毙。记得有一个连住在村子里，几个士兵实在太饿了，把房东家里一条狗杀了吃，老太太也不知天高地厚，把状告到连长那里，连长当众集合部队，让老太太来认是谁吃了她家的狗。老太太一个一个细细看，认出了偷狗的一个士兵，连长问这个名叫刘小毛的兵是不是把老太太的狗偷来杀吃了，刘小毛早已吓得浑身发抖，结结巴巴地说：‘是……是……是……’话还没说完，连长命令两个兵把刘小毛拉出来，连长一枪把他打死。当兵的都低下头，不忍心看，老太太也吓坏了，不知如何是好。她咋会想到一个士兵的命还不如一条狗。”

“队伍解散后，连长对老太太说：‘你都看见了，我们的军纪是非常严的，但现在我少了一个兵，你得想办法给我补充一个，不然上边要拿我是问。’老太太这时还蒙在鼓里，语无伦次地说：‘可是我家没有儿子能跟长官当兵。’连长说：‘没什么，不要急，你出30块大洋，我去找一个人给你顶替。’”

“这时，老太太如梦初醒，大叫一声：‘天哪！我真是造孽呀……！’后来老太太被迫变卖了一些值钱的东西，还借了债，给连长送来了30块大洋。”

“这简直是太黑了，当然，这种类型的营连长官也只是少数，后来集团军司令部还发了命令，不准团以下军官随意枪决士兵，必须由军法处来处理这类事情，以后就好多了。”

几十年后，一位美国历史学家用文字为中国士兵画了一幅集体素描像：“中国士兵给养差，受凌辱和嘲弄，不可避免地缺乏士气。集体开小差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点。”

回家路漫漫

李英才一等就等到了1992年，这年他回到曼谷的家，父母均已经去世

1943年，李英才调任第六军39师任上尉连长，参加了中国远征军。1943年10月，中国军队从印度和云南两路向缅甸日军发起进攻，李英才参加了著名的松山战役。

60年后，谈起松山战斗，李英才兴致勃勃。他用晾衣架做指挥棒，把桌子、茶几当沙盘，他指着桌子上的花篮说：“比如这就是松山高地”，晾衣架转向茶几上的一摞书报，“这里是敌人的滩头阵地。我们从上游渡江登陆，迂回到松山侧面进攻。”

“敌人侧面的火力也很猛，大家趴在地上根本不敢动。师长洪行叫民工连夜用铁皮做了一个长宽都30厘米左右的盾牌，大家挡在头上还起点作用。后来美国的火焰喷射器运到战场上，对付地堡里的日军特别有效，加上空中不断轰炸，这样才压制住日军的火力。”

有一个晚上，李英才和几个兄弟巡逻时与几名日本兵不期而遇。他用刺刀杀死一个敌人，立即扑上去，割下敌人一只耳朵，然后安全潜回营地，向战友们展示他的“战利品”。

攻克松山后，李英才又带连队参加了芒市收复战。中国远征军收复滇西国土后完成使命，不久日本宣布投降，李英才开始强烈地思念泰国的家人。

“在新加坡与同学们约定战后到槟榔屿再相会，得意扬扬归故乡，没想到实际上却是‘壮士一去不复还’了。我不愿意打内战，到重庆办回家护照，对方说你是军人，等一等，一等就从1945年等到了1992年，到家时父母已经不在了。”

1949年12月，李英才在云南随卢汉起义，当年1月在昆明与一位小学老师结婚，后由岳父介绍，到明德中学任教英语，1958年至1974年，因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下放到云南滇东北的巧家县一高寒山区农场。

“开始去，队长说我有文化，让我测量农场土地，但是不给任何工具，也不派助手。我从小喜爱画画，在黄埔受训期间学过目测，所以这件工作没有难倒我。我把河流、高低线、引水渠等农场平面图画在一张桌子大小的图纸上交给队长，队长一看很满意，说：‘画得好，农场很需要你，好好干。’”

“果然，队长没有给我分配农活，让我当宣传员，我就到处画画，在所有的墙上画满牛、羊、马、粮食，我想把农场变成个画海。“文革”时又改画毛主席像，大家都说画得比书上的还好。”

1974年，与妻子分离15年7个月的李英才回到了昆明，在学校里继续做宣传员。“文革”结束后，李英才在学校工作，至1986年退休，退休前三个月，老伴因患高血压去世。1992年，李英才终于回到曼谷的家，18个侄儿子中有12人考取了硕士、博士学位。而他在昆明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全部失业在家。目前，李英才每月有1562元退休工资，单身住在从单位买的一房一厅家中。

在李英才家里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幅他自己绘画的油画，在惊涛骇浪的大海中，一只白色的小船孤独地飘荡着。（采写：本报记者 王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