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座“文革博物馆”在广东汕头诞生(组图)

2005-05-09 15:55:40 来源: 外滩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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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市澄海区塔山之上的塔园内的文革博物馆

  前些时候我在《随想录》里记下了同朋友的谈话,我说“最好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我并没有完备的计划,也不曾经过周密的考虑,但是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这是应当做的事情,建立“文革”博物馆,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

  1985年,巴金写下了上面这段文字。而今,这位102岁的老人,在多年缠绵病榻之后,不知是否还可以从他家人那里听到这样的消息:一个民间的文革博物馆,经9年筹创,最近终于在广东汕头市澄海区城外的塔山景区浮出水面。

  反思“文革”的文革博物馆

  有关文革博物馆的消息近年来已偶有所见。在上海附近的江苏昆山锦溪镇,一个以“中国民间博物馆之乡”自许的水乡,有一处景点即名为“文革博物馆”,内中仅陈列了一些“文革”宣传品。在成都大邑县安仁镇,地产商樊建川去年也亮出类似的计划,但外滩记者近日致电这位官员出身并爱好收藏的老板时,他反复强调,这只是他要创办的系列展馆中的一个“文革艺术品陈列馆”。该馆目前仍未开业。

  曾经偶然瞥见过昆山锦溪“文革博物馆”的徐友渔,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多年来一直关注“文革”研究。当外滩记者电话找到他时,他还不知道也不相信,僻居粤东澄海的文革博物馆,虽同为民间出身,却显得颇有底蕴。

  今年4月17日,《汕头都市报》刊出报道“澄海塔园建国内首家民间文革博物馆”之后,外滩记者和多家媒体记者陆续赶来,第一次徜徉于这片秀丽的山水间,目睹“文革”中死于武斗的70多位当地人的20多座坟墓,品评纪念“文革”中当地死难的16位知名人士的碑林,聚焦“恸石”、“思安塔”、“警钟长鸣”亭、“明镜台”、“史鉴山屋”、10米高“神笔”巨石和不着一字的“石书”等寓意深厚的建筑。

  整个景区的核心建筑,则是以“文革博物馆”命名的仿天坛外形设计的一座大殿,馆内墙壁上镶嵌着漆黑锃亮的墨石板材影雕,上有系统反映“文革”历史的1100幅图片和24万字;馆内各种相关书籍现有几百本,亦涉及诸多领导人在“文革”中的历史。

  总称“塔园”的这13处景点,主题就是反思“文革”。在塔园创办者的心目中,整个塔园就是文革博物馆。刻在石上的众多名人警语中,有著名学者季羡林在《牛棚杂忆》里的一句话——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最荒谬的一场悲剧,它给伟大的中华民族脸上抹了黑。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

  没有“身份”的总策划彭启安

  全国第一个文革博物馆,何以降生于这个寂寂无闻的海滨?

  “还不就是因为这个彭老市长!”当地一位不愿公开亮相的官员面对外滩记者的询问笑着作答。

  记者见到的这位“彭老市长”彭启安,却是一个过去大队书记形象的74岁老人——一身便服,脚上的休闲皮鞋沾满积久的灰尘,说起普通话来总是将“酝酿”读成“问朗”,“能源”读成“林云”,让人不敢相信,这是一位“文革”前便是揭阳县委副书记(揭阳县原属汕头市)兼榕城镇党委书记,1983年后当过10年的汕头市常务副市长和5年的汕头市政府顾问,并多年主管交通能源通讯等肥缺部门的官场老将。“开始哪里想到搞这个文革博物馆!”彭启安回答外滩记者说,“当初只是想在这些‘文革’死难者埋的地方建一个纪念性的东西。”

  他也是澄海人,老家所在的村子挨着文革博物馆所在的涂城村。1996年下半年,彭启安经过塔山时看到这20多座坟墓,其中还有两座合葬了20多人。好奇之下,一问才知,这些死者都是“文革”时被打死的澄海县人;合葬人数最多的有24人,都是涂城村村民,“文革”后发掘到尸骨时,已无法辨别,只好合葬在一起。在整个“文革”中,澄海死难者达400多人,伤残4500多人,属于汕头地区的重灾区,涂城村尤为惨重。

  这时候的彭启安还不知道巴金提出建文革博物馆的事,但他找到的十几位在当地曾经身居高位的老同志和涂城村的干部群众都很赞同这一想法。这里原本就是当地著名的塔山旅游区,拥有一座870年历史的古寺,还有“文革”后为纪念家乡名人许世杰、余锡渠而建的两座亭阁。将近10年的时间里,冠名“塔园”之下的一处处纪念建筑陆续建立。

  建立“文革博物馆”的设想,除了巴金遥远的呼唤之外,还有更直接的启发。2002年10月1日,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收到塔园寄去的材料后,在回信中说:“你们是否想到,把它作为一个博物馆来建设?”2003年5月,由汕头市长位上调任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的李春洪去彭启安家辞行,他拿出一部香港出版的两册大本头书《文化大革命博物馆》说,这是他在北京花了1500元买的,感觉放在自己家里也没有什么大用,也许放在塔园的“史鉴山屋”作用更大。2004年2月,彭启安在塔山上的“长老院”会上正式提议,专门建一个“文革博物馆”,得到大家赞成。次月动工,当年12月,“文革博物馆”终于落成。

  塔园迄今筹集使用资金已有1100万元之巨,但包括彭启安在内,这些老同志在塔园的建设中至今也没有一个正式的“组织”和“身份”。塔园的日常管理仍由涂城村塔山旅游区管委会负责,而彭因为为官多年口碑甚佳,成为这个“长老院”项目事实上的主持人。所有捐款,有彭曾经分管的交通能源系统单位和个人的大笔赞助,有当地百姓和侨民的捐献,出生在潮州的“华人首富”李嘉诚经彭两次写信后馈赠的30万元,甚至还有彭1998年担任汕头市政府顾问最后一年时自己可以支配的60万政府基金。

  执掌1100万建设资金签字权的彭启安,没有在塔园支取薪水,拿的还是自己4000多元的正厅级干部退休金,并且,至今还要租车往返于汕头市区的家和塔园之间。3年前,他每年有数次骑自行车来回,因为几次路上被撞,只好放弃这一多年所好。不烟不酒,一天六七小时睡眠,这位74岁的老人登山时步履轻快。外滩记者跟一位涂城村村民攀谈时,他对两位村干部的豪宅颇为不忿,说起“彭老市长”时却景仰备至。

  争议与规范

  4月27日下午,彭启安陪同外滩记者,驱车由汕头市区北行出发,探访牛田洋“七·二八烈士永垂不朽”纪念碑。

  即使在汕头当地,“文革”中的这个大灾难发生地也并不为大家熟知,知道这条路的人更少。彭启安也是两年前才跟孙子一起骑车找到这里的。

  1969年7月28日,470名解放军官兵和83名大学生在这里死于强台风和大海潮袭击。当时这里是广州军区的牛田洋生产基地,现有史料载明,在“人定胜天”、“人在大堤在”口号指导下,大堤决口之时,现场的2000多人,包括现任外交部长李肇星,仍手挽着手“跳入缺口”试图“堵住海潮”。

  “你看看这个。”彭启安指着碑文中的结语——“他们用血肉之躯,保护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用生命之魂谱写了军民抗击强台风、大海潮的浩然之歌。”

  “就这样写,合适吗?”过了片刻,彭启安才缓缓道来。

  在塔园早期设立的“文革”死难者16人碑林中的碑文上,有同样的尴尬。

  “当时我们不敢写‘打死’、‘活埋’,只写‘遇难’。”彭启安现场解读。“这些碑文最难写了,要描述‘文革’的残酷,但又怕得罪人。”

  彭启安对自己在“文革”中挨的400场批斗已比较淡然,他甚至想不起来具体的批斗者是谁。当时他在揭阳县,记忆最深的是左胸挨过的一拳,使他至今阴雨天还隐隐作痛。造反派对他常说的一句话是:“你狡猾!再不老实,把你押到澄海!”

  澄海武斗的残暴,被总结出“100种刑罚”,“比法西斯还要法西斯,比下十八层地狱还要下十八层地狱!”彭启安说。

  塔园的9年之路,曾经因为澄海方面的反对而搁置过一段时间。幸好,僵局后来被打破。2003年2月11日,在汕头市市长李春洪参加的塔园第一次景点落成庆典上,彭启安在讲台上说:“当时的执政者经过深思熟虑,采取‘默不作声’的态度,实质上也是支持的态度。”2005年3月26日,当地领导再次视察塔园,对塔园建设和彭启安的执着和奋斗精神给予了肯定。

  “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和中央的政策,从来没有禁止建文革博物馆的说法。相反,如果按照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按照邓小平说的要彻底否定‘文革’的精神,文革博物馆是应当建的。”广东省社科院研究生部副主任赵立人告诉外滩记者。

  对于“搞文革博物馆是揭伤疤”的说法,赵立人认为,有些人现在还享受着当年“文革”带来的好处,他们内心不会完全否定文革的。

  “问题是采用什么方式、如何规范?你不规范,人家就会有争议。”一位支持塔园建立文革博物馆但不希望公开他的名字的当地官员,对外滩记者作出了另一种解读。“这个文革博物馆还不是达到像巴金设想的那样,史料的采集、景点的设计和一些表达的倾向都需要规范。我们愿意帮助他去做这些工作。”

  “文革博物馆是需要规范。”“长老院”的杨方笙说,“彭启安的优点很突出,缺点也很突出。现有的规划建设基本上还是想到什么就做什么,缺乏系统的规划,景点布置有点杂,需要充实内容提升品位。”

  “博物馆在国际上现在也是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友渔告诉外滩记者,“我认识的一个美籍犹太裔著名历史学家,是专门研究二战纪念博物馆的,他对波兰、以色列办的纪念被害犹太人博物馆都很不满意。在他看来,人类苦难的历史,以博物馆的形式是难以反映的。”

  “我返回大自然(退休)六七年了,按土改的做法,3年改划一次成分,我已经改变了两次身份了。我的余热已经用完。”在车上,略显疲惫的彭启安有些焦急。目前,除了“长老院”的老同志义务搜集整理一些资料外,直接负责博物馆资料整理和对外工作的,只有他本人和一个月薪500元、60多岁的当地村民。网络资料对他们来说还很陌生,“文革”时发生在广西的武斗吃人事件对他们还是个新闻。然而,彭启安更焦急的还不是这些。

  题刻中的反思

  “文革”十年浩劫,澄海是重灾区。《塔园碑记》有如下记载:“斯时也,是非颠倒,道德沦丧,魑魅肆虐,国法凌夷,冤案如山,尸陈街野,道路侧目,神人同悲!”作为全国首个文革博物馆,塔园的存在已经远远超越了地域意义。

  目前,馆内共有1100多幅墨石板材影雕,贴满在四周的墙壁上。这些影雕全部由当地有名的石刻匠人雕刻而成,内有包括刘少奇、黄克诚、彭真等人在内的“走资派”被批斗、被虐待的大量图片和史料。

  1985年巴金提议建设文革博物馆时,他的目的只有一个:不让悲剧重演。他的话刻在塔园的石碑上:“绝不让我们国家再发生一次‘文革’,因为第二次的灾难,就会使我们民族毁灭。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惟有不忘‘过去’,才能作‘未来’的主人。”

  广东省老领导任仲夷亦有相同的题词。2001年4月5日,他题下:“要以史为鉴,千万不要让‘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重演。”这被认为是塔园的灵魂。

  巴金的想法,得到了老一辈中共党员和文化名人的支持和响应。文革博物馆内的展壁,思安塔和塔园内的青石题刻,铭记了他们反思“文革”的共识:

  “我跟着党,受苦受穷,吃糠咽菜,心甘情愿。真正使我感到痛苦的,是一生中所经历的历次运动给我们的党、国家造成的难以挽回的灾难。”(韦君宜《思痛录》)

  “历史的最高权威是人民,并不是任何一个地位崇高的‘权威人物’。任何不符合历史真实的权威,都站不住,不是由权威决定如何写历史,而是由历史来为权威定‘位置’。”(杨立《带刺的红玫瑰》)

  外滩主笔子南/汕头报道


石笔书史,勿忘浩劫

真言 本文来源:外滩画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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