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到“七七事变”

国民政府的“内忧”和“外患”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侵华战争，制造了民国以降，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直接出兵占领中国领土的先例。刚刚完成形式上统一的国民政府在建立伊始，就面临着外族入侵。中华民族的生存开始陷入空前的民族危机。

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对日本侵略的最初反应是“不抵抗”，并要人民保持“镇静”，对抗日运动进行压制。在东北沦丧引发的全国抗日怒潮中，人民更加迫切要求国民政府放松或放弃对内的高压政策。而在国民党内部，反蒋派趁机倒蒋。在各种反蒋势力逼迫下，蒋介石不得不宣布下野，新上台的孙科政府却没有能力推行有效的统治，导致国民党各派陷于分裂。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多次粉碎了国民党的“围剿”，苏区面积迅速扩大。国民政府背后，两广的军事政治力量也在同蒋介石的中央政府作军事对抗。如何保持国民党统治？如何处理对日关系？采取何种对日政策？这些迫切问题，成了蒋介石和当时处于危机中的中国统治集团最大的难题。在处理内政外交，特别是对日政策的基本原则上，蒋介石提出一个理论:“攘外必先安内”。

1932年1月11日，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尚未复职时，在奉化溪口发表《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的讲话，提出为人诟病的“三日亡国论”，表示“不可轻言绝交宣战”，中国只能作“外交之抗争”、“经济之抗争”，但“不订丧权割地之条约”，同时防止“不逞之徒”乘机“倾覆政府”。否则“如果对日开战，三天就要亡国”。但1月下旬，蒋汪通过交易刚刚共同执政，就遭遇日本发动的一二八事变。蒋介石不支持十九路军抗日，并不惜屈辱签订《淞沪停战协议》，执行的正是“溪口讲话”的精神。从此“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国民政府的基本政策，蒋介石对此表示:“民国21年（1932年）‘一二八’淞沪之战，共匪乘机扩大了湘赣粤闽的‘苏区’，就在瑞金成立所谓‘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并且开辟了豫鄂皖区、鄂中区、鄂西区与鄂南区，相互联系，包围武汉。其扰乱范围遍及于湘赣浙闽鄂皖豫七省，总计面积至20万平方里以上，社会骚动人民惊慌，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势。这时候朝野人士看清了国家面临此两个战争，为了挽救着严重的危机，又一致要求我复职，继续承担困难。我乃于淞沪停战之后，宣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攘外必先安内”

1934年4月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羽英二发表谈话，表示日本是中国的保护国，日本要排挤英美等国的在华势力，实行独占中国。

1934年秋天，经蒋介石口授，由陈布雷执笔，写成题为《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的长文，以徐道邻为名发表在1934年12月的《外交评论》上，阐述了蒋介石对日中关系的基本态度。1934年7月，蒋介石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发表题为《抵御外辱与复兴民族》的长篇讲话，主要阐述了在“攘外必先安内”国策下对日作战的战略设想。对国民政府对日本的妥协，蒋介石甚至引用“一战”中列宁力排众议与德国言和的往事，以证明对日本妥协退让的理由:

“以现在的情形来看，他（日本）只要发一个号令，真是只要三天之内，就完全可以把我们中国要害之区都占领下来，灭亡我中国！”“所以现在这时候，说是可以和日本正式开战，真是痴人说梦！”在1935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虽仍不放弃妥协的主张，表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的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绝不轻言牺牲”。

在一次又一次地对日退让和签订丧权辱国协定的同时，国民政府却加紧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及其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围剿”。国民政府几乎所有的重要军事建设，目标并非日本，却直指国内:1933年10月9日，蒋介石电令限期完成赣浙、赣鄂、赣湘、赣粤、赣闽五大公路，以利于“剿共”。1932年6月，军事委员会颁发陆军师暂行编制表，统一各师编制，全国48个军，96个师。1934年12月，依照全国编成60个师为标准，暂定3年至4年编练完成;并先后拟制了5年、3年和4年的空军建设计划，以“援护地面部队剿共作战”。

1934年，国民党全力对共产党中央苏区进行的第五次“围剿”，此时中国共产党内部左倾冒险主义掌权，“反围剿”陷入重大失利。在蒋介石大军的逼迫下，共产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对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来说，1934年是胜利在望的一年。红军的实力和根据地损失惨重，而在追击红军的过程中，国民政府一举接管了原来实际上处于军阀割据的西南。“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似乎看到了成功的曙光。

步步进逼的日本

然而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四省后，却未能给国民政府所谓“安内”的机会。对于“九一八”后日本侵华造成的中日间一系列问题的处理，蒋介石提出了“四不”外交方针，即“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然而日军的侵略步伐并没有因为已经吞并了东北而停步。就在蒋介石致力于围剿红军的同时，日军不断向南向西扩张。

1933年1月，日本侵略军攻占榆关（山海关），2月占领热河，3月向长城发起进攻。国民党的爱国官兵出于民族义愤、自发起来抵抗，发起长城抗战。然而面对部分国民党军队自发的抵抗，国民党中央政府却没有实际的支持。3月9日，蒋介石到达保定，与宋子文、张学良晤商抗日问题后，仅抽调中央军3个师的兵力组成第17军北上应付。结果悲壮的长城抗战仅两个多月即全线放弃。1933年5月31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退至延庆，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三省及热河等地的占领，为日本打开了华北门户。

1935年6月27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秦土协定》，规定取消察哈尔省内一切国民党机关，国民政府第29军撤退，成立察东非武装区，担保日本人在察省的自由活动。日本实际上控制了察哈尔省。

1935年7月6日，国民党代表何应钦在日本的多次逼迫之下，无奈以含混不清的非正式方式，复函了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提出的要求，以一种全然非正式的敷衍方式承诺了日军对中国主权的无理要求，取消在河北省的党政机关，撤退在河北的一切驻军，严禁在河北的抗日活动。这样，连蒋介石也承认:“华北实已等于灭亡。”日本在1935年秋策动的“华北自治”，进一步威胁了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国民党内部反对对日妥协的势力逐渐增长。当时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指责说:“这三年间的所谓外交，都是出卖民族利益的鬼把戏。从东北之沦陷到华北之败破，再到整个中国之被钳制，这是所谓南京外交的成绩。”

共产党提出“抗日救国”

就在红军长征之时，日本通过“华北事变”，控制了华北大部分地区。有人这样描述1935年底的时局:“爱国有罪，冤狱遍于中国;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对于华北事件迫使中国陷入的空前民族危机，如何能够挽救民族危亡，联合尽可能多的力量进行抗日民族战争，成为中国共产党面前最紧迫的任务。

1933年1月希特勒在德国的掌权，对苏联形成了威胁。为苏联对外政策服务的共产国际逐步提出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口号。1934年7月l日，季米特洛夫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中，提出共产国际七大的议程之一是关于统一战线问题。与此同时，他在给斯大林的信中主张将统一战线作为共产国际七大的中心议题。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1934年11月14日写信给中共中央，要求中共中央在抗日反蒋口号下，积极主动地联合统治阶级内部反日反蒋派别。“只要是抗日的武装队伍，只要是有一点的可能，我们就要利用各种形式与他们建立统一战线共同抗日。”1936年七八月间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和反帝统一战线，这一事件对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根本改变“左”倾关门主义，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为参加共产国际七大做准备，《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这个通常被称为《八一宣言》的重要通告，在1935年8月1日，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并于10月1日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对中国国内的抗日联合战线的形成起到了重要影响。“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经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八一宣言》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愿意以“抗日救国”为准则，同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联合抗日。为此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即使“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甚至处于“敌对行动”，为了救亡图存，都应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宣言还表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红军的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