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5日:中国军队溃退，上海沦陷

1937年11月5日，农历十月初三，杭州湾金山卫此天“大雾大潮”，一股令人不安的气息潜伏在浓雾和潮汐背后。

凌晨4点左右，近80余艘军舰突然出现在杭州湾附近的海面上，在北岸金山卫附近的漕泾镇、全公亭、金丝娘桥三处登陆。大军舰停稳后，放下了数不清的小艇，小艇迅速冲向海岸。

孙生芝刚刚起床，马上接到一个十万火急的电话，告之日军在金山卫登陆，但随之电话线被切断，失去联系。孙是负责驻守杭州湾的第62师炮兵2旅第2团团长，62师本属于负责右翼作战的张发奎第8集团军，但因为中央作战军总司令朱绍良忽奉命调任甘肃省主席，右翼方面的指挥于是由第10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接任。因此，孙生芝“赶到总部向刘建绪的参谋长请示”，但对方正赶上敌机轰炸，“他急于避炸，没有答复”。

“那天海上有雾，监视哨看不清海上日军活动，日军乘此机会，分几路同时登陆，人数众多”。枪声一响，日本军舰马上向中国军队阵地发炮，飞机也蜂拥而来轰炸。炮兵连郭连长迅速指挥自己部属应战，阻止正面敌军进攻，但无暇顾及侧翼，日军凭借装备与人数优势，迅速向两翼包抄，“对炮连阵地呈包围态势”，形势极其危急。

郭连长于是命令换用“零线子母弹”以每分钟25发的最快速度发射，这是一种出炮口即炸的武器，在500米内伤力甚大。这只是将日军的进攻稍稍延缓了一点，终不能持久，在日军海陆空协同攻击下，炮连人员伤亡过半，郭连长也负伤，阵地遂失。

这次登陆任务日军实际早在10月20日便已确定。在日军参谋本部制定作战指导中，“预定登陆日期为10月末或11月初，预定登陆地点为金山卫附近”。执行此次登陆的是司令官柳川平助带领的第10军——当日本增兵上海两个师团而仍未取得意想中的胜利后，日军参谋本部决定继续增加兵力，以第6、第18、114和国歧支队为基干，组建第10军。

柳川平助原任驻台湾军司令官，曾参加日俄战争，以惯用迂回战略著名，他也是支持“二二六”少壮派军变的三大将领之一。而其率领的第6师团首领谷寿夫，也就是后来参加南京大屠杀的元凶之一。

“山川草木都是敌人”，柳川平助在为登陆所作的动员讲话中这样无情地煽动，而日军登陆后，也向前推进得异常凶猛，他们迅速向嘉定、吴江、昆山、太仓一线猛插，其战略意图十分明确:与北部越过苏州河的日军部队会合，形成南北夹击，从而对在上海的中国军队形成一个大的包围圈。

位于上海南部的金山卫的战略地位，中国方面并非毫无考虑。负责右翼防守的第8集团军司令官张发奎后来回忆，“直觉”“我右侧的金山方面是一个最可注意的地区”。金山卫水深40尺以上，有有利于登陆的沙滩及可作为滩头阵地的据点，“从战术上判断，那里是一个理想的登陆地点”。明代倭寇扰浙时，即在此登陆。为此，张发奎不仅专门找到戴笠的下属文强，要求其勘测;还曾亲自实地侦察地形，并再三叮嘱守军“对海面作特别戒备”。

日军的这一战略布置，中国军队其实也并非毫无察觉。10月18日，军事委员会作战情报中说，“以外国军事家之观察”，日军有在杭州湾和浏河西北登陆的企图，但判断是“登陆部队最多一个师”。情报推测，日军眼下“不能派大部兵力到沪增援”。10月22日，顾祝同曾经向何应钦汇报，“闻敌将有3个师团来沪增援，其先头部队26日可抵沪”，但此情报并未引起中方高层的重视，更谈不上迅速作出相应部署。

就在此前不久，62师主力刚被张发奎调防浦东——进入10月以来，中国军队防守日益艰难，由于中央军撤至苏州河南岸，浦东方面骤然吃紧，张发奎于是在右翼作此调整。于是把守金山卫的只有62师一连炮兵和一营步兵，兵力悬殊使得日军几乎未遇多少阻力便登陆成功。蒋介石后来痛心疾首地检讨自己，“不注重侧背之重要”，“乃使敌军乘虚而入，此余战略最大之失败”。

战与退的最后抉择

“11月5日，一件数月来日夜焦虑的事终于发生了。”闻知日本已从金山卫登陆，张发奎不由连连叹息。消息传到司令部时，大本营紧急布置已调至浦东的第62师主力回兵，与新到枫泾的第79师合力反击。除此之外，刚刚从河南调到青浦的67军也被命令“向淞江推进”，“以资策应”。

“如我军能站稳现有阵地，三日以后当无危险矣”。蒋介石寄希望于这次紧急布置能挽救一再的颓势，但并未奏效。“天雨泥泞及敌机轰炸，行动甚为迟缓”，而两天后，在多架飞机大举轰炸和隆隆炮火的掩护下，日军20余艘军舰在金山卫在炮火掩护下再度登陆，攻击苏州南岸守军背后。松江、枫泾在9日同时失守，67军军长吴克仁在掩护守军撤退时中弹牺牲，成为八年抗战中首位殉国的中将军长。

已经控制杭州湾北岸的日军迅速调整指挥系统，编成“华中方面军”，由后来以“甲级战犯”被绞死的松井石根大将统一指挥，此时日军在上海及周边地区的兵力已加强到10个师团，从侧背攻击已退守苏州河南岸的中国军队，大有围而歼之之势。

本来决心坚守的蒋介石处于极难决策间。

“蒋介石之所以决定坚守上海，首先是听从他的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的意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杨天石研究员说。淞沪会战不久，法肯豪森就向蒋提出，上海是与世界联系的通道，必须长期保持。“其次为了减轻华北战场的压力，维护中苏交通线”，杨天石的这一看法算是独家。中国的抗战最初只得到了苏联的支持。

当时，中苏之间的枪械、弹药有两条运输线。一条是经外蒙古、内蒙古、山西大同至内地，一条经新疆、甘肃、山西，连接陇海路。”9月11日，大同失陷，蒋介石极为震痛，“苏俄运械交通更为困难”，不久中国军队又在平汉线溃退，担心中俄第二条联络线被截断的蒋介石“决定加强上海战场，吸引日军主力。”为此，中国军队在10月颁布了严格的法令，“擅自退却者”，“依连坐法”。

蒋介石一直在等待即将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为此特地跑到苏州督师，李宗仁回忆，当蒋介石与他们一干高级将领为此抵达苏州时，正逢敌机数十架空袭，“一时照明弹满天照耀如同白昼”，他们赶紧躲到车站月台暂避，幸而日军狂炸苏州城内而未炸车站。

在日军大规模登陆之前，从各条战线抽调援兵的蒋介石似乎对胜利信心十足。李宗仁回忆，10月13日，他从桂林辗转赶到南京拜访蒋介石时，“敌我双方已在上海战场血战两月，国军死伤甚巨，南京也时受敌机空袭，市面萧条。”但蒋介石，“精神饱满，且不时作豪语”，“要把敌人赶下黄浦江去！”

战争的残酷自无需赘言。“若阵地失守，即命一个营进行逆袭，将阵地夺回，但伤亡很大，一个团三次就冲光了。”参加淞沪会战的郭汝瑰属于左翼作战的第15集团军42旅代旅长，他回忆，当时一个营长带部反冲，想夺回阵地，被日军击退。郭即命士兵将他绑起，将他枪决。营长苦苦哀求，“我说，那你就回去恢复阵地，丧失阵地就是要杀头，没有第二个办法。”营长带领士兵又冲回去，以伤亡四五十人的代价又把阵地夺了回来。

前线军队虽抱必死决心，但血肉之躯究不敌炮火摧残，形势越来越不乐观，“伤亡”两字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高级官员往来密电中，“我59师官兵伤亡2/3，失去统率能力。59师一团只剩200人”。蕴藻浜，日军倾陆空全力猛扑，“郭汝栋部仅剩团长二、战斗兵百余名”;第33师打到“官兵仅剩1/10”，师长受伤，旅长及团长失踪;159师阵地左翼，6个小时之内被炮击数千发，顾祝同称“战况之烈为近来所罕有”。21集团军原有6位旅长，数日之内，三死两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