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杀死”了警官张金柱

　　■鄢烈山

　　郑州前警官张金柱，已于1998年2月被判犯有故意伤害罪、交通肇事罪，处以极刑。这个当年沸沸扬扬闹得举国瞩目的案件，如今有人站出来鸣冤叫屈了：《报告文学》杂志今年第3期刊出了沉钟的长篇翻案文章《张金柱案件调查》，一些报纸跟进连载，南方日报出版社即将推出沉钟长文。根据这个调查报告，本文提出谁“杀死了警官张金柱”的问题，以期引起大家的讨论。

　　老实说，我读罢调查提出这个问题，是不带感情因素的，并非出于对张金柱的悲悯。我写下这个标题，甚至联想到美国电影《谁杀死了兔子罗杰》，颇有几分得意。

　　然而，桥归桥，路归路，情归情，理归理。我们现在探讨谁杀了张金柱，于一命呜乎的张金柱已不关痛痒，谈不上为他讨还公道；我们探究这个典型案例，是为了考察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即以此案得失为鉴，培养法治意识，以免下一个屈死鬼的命运落到自己头上。

　　说了半天，到底谁杀死了张金柱？

　　最冠冕最理想最正大的说法，应当是法律杀死了张金柱，或者说张自己杀死了自己。他触犯了神圣的法律，自寻死路；法官依律量刑，是他罪有应得。但从调查报告看来，事情显然不是这样。他的辩护律师提供的证据及许多法律专家的分析表明，他是酒后驾车，说他“故意伤害”证据很不充分，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根本不应当判他“故意伤害”，而交通肇事罪怎么也不够判极刑。

　　当然，从一定的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张金柱自己杀死了自己。他先是按照亲友的预谋编造假口供，不承认自己是酒后驾车，这就为传媒塑造的故意伤人的恶警形象提供了证言，将自己推到了“民愤”的唾沫漩涡中。至死，他都没有交待，而我们至今也不清楚，8月24日那个黑色的夜晚，到底是谁请他赴晚宴，他与哪些有身份的人在一起喝得酩酊大醉。更有意思的是，在临刑前，他给儿、女和女婿分别口授的遗书里，一再叮嘱他们要“听领导的话”。不难设想，他是为了顾全与他一起饮宴的领导们的脸面，不让他们出庭作证而拒绝讲出真情而甘愿受戮的。他如此这般忠心于领导而不忠实于法律，岂非活该送命？可是，话不能这么说，司法不应感情用事，而是要努力找出真相，以事实为依据定罪。

　　张金柱本人则认为他是“栽在了新闻记者的手上。”这个话说对了一半。如果没有传媒的介入，警官张金柱说不定破费一些钱财就可以把事情“摆平”；但是，不要忘了，传媒并无审判权，更多的时候，记者说（写）了白说，有关部门根本不予理睬，因此报上不少揭露性报道不见下文，读者追问结果，记者无可奉告。

　　不过，张金柱案有其特殊之处，即传媒造势造得特别大。据这个调查报告，某报记者在对整个案件不明的情况下，配发了措辞严厉、态度明朗的评论；在得知张金柱的真实身份后，没有接到上级指示不敢讲出真相，说什么“此人身份待核实”，有意无意造成悬念，激发了市民的愤怒情感；某电视台在一没有录像二没有录音作为证据的情况下，由节目主持人在开场白中抛出据说张金柱在狱中讲的一段话：“俺15岁当兵，革命30多年，就为这点儿小事，就把俺变成这个样子。”这句傲慢冷血的话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正是传媒造成的这种舆论造成了处死张金柱的社会背景，也就是后来一审判决书上所说的：“(张金柱案)社会影响极坏，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那么，是“民愤”杀死了张金柱吗？诚然，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们认定“血债要用血来偿”，他们现在不可能超越刑罚复仇的思维层次。但我们要问，人们为什么那么偏执地相信张金柱一定是“故意伤害”呢？该调查报告转述了几个典型的公安腐败的案例，以说明人们对司法腐败的痛恨。换言之，人们对张金柱故意伤害是宁肯信其有不肯信其无。用张金柱律师的话说：“张金柱已经超过了交通肇事案被告人的身份，变成了公安队伍中违法乱纪的典型代表，成了公安队伍中反面人物的化身。”没错，就是这样，张金柱成了出气筒。

　　可是，“民愤”真的能杀死张金柱吗？众所周知，有些大贪官是在举报声中升官的；个别地痞流氓作恶多端，民愤满街满巷，还当上了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呢！在当下，“民愤”要起作用，要转化为司法裁判，没有权力的介入是绝对不可能的。《调查》说：“大量事实证明，有关张金柱案件的终极审判早已钦定。”恰如“状元”一词被用滥了，各省高考也有什么文科状元、理科状元，所谓“钦定”肯定是某个身份非同一般的长官所定。张金柱的辩护律师在拯救他的“紧急报告”中写道：“张金柱案件成了激发人们各种社会化情绪的触点。杀了张金柱以谢国人、以平民愤、以慰民情、以解民冤。”应当说，这正是“钦定”者的心态。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是方方面面的力量包括张本人“合谋"杀死了张金柱。

　　最后，我必须交代，有位郑州的朋友告诉我，沉钟的这个调查也不可全信。他说，此案至今仍未水落石出，下什么结论都可疑，比如，到底那晚是些什么人与张在一起喝酒？轧人时到底有没有人坐在张金柱身旁？坐者是谁？

　　等等等等。